京西村名溯源
京西村名溯源师昌璞
作者的话：近日闲暇，一时技痒，寻思试将京西一些地名做一番考证和研究，孰料竟然略有所得，兹将其中几篇拿出示人，并求大方之家及其诸位同道予以雅正。
今之沿河口非史志典籍上的沿河口
——京西地名溯源之一
据北京社科院尹钧科先生在《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一书中说：“门头沟区的王平村、西胡林、齐家庄……等共38处地方，都发现了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旷野地点或遗址。”就是说，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已有人类活动。
沿河城原为公社、乡的建制，下辖沿河城、沿河口、狮子沟、石羊沟、龙门沟、刘家峪、林字台、五里坡、东岭、向阳口九个生产大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沿河城乡之内的一些村庄开始搬迁合并，1994年8月，区委、区政府决定撤销沿河城乡，合并斋堂镇，只剩下沿河城、向阳口、龙门口、沿河口、林字台、王龙口六个行政村，从此沿河城的地位急转直下，而沿河口等小村则迅速崛起，已经能够与沿河城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了。近年发展旅游，面对沿河城得天独厚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人接触到一些明清史志典籍，见到不少关于沿河口的记述，以为是现今之沿河口，有些沿河口人亦不明就里，以为古籍所云乃是自己居住之村落而自矜，其实在诸多明清古籍中频频出现的“沿河口”，指的是昔日之“三岔村”，今之沿河城。
下面笔者仅就自己所知，略加阐述：
一、 从“三岔村”到沿河城的演变过程
沿河城原名“三岔村”，绝非空穴来风、浪得虚名，而是其来有自、名至实归，是因为三岔村地理形势而得名的。三岔村扼龙门沟（刘家峪沟经东小龙门口）、石羊沟、狮子沟三条大沟深谷，三沟龙腾虎跃蜿蜒逶迤，到沿河城会师聚首，故而名曰“三岔村”。
（一）典籍与碑刻记述沿河城地区地险山雄乃四战之地
沿河城及其周边崇山峻岭深谷高山，地形险要，山河壮丽，这在诸多古籍和历史档案中屡有记述并不鲜见，请看：
沈榜《宛署杂记》云：“夫太行自天之西柱奔腾以北，云从星拥，几千万派，而至宛平三岔口，折而为二，此堪舆家所谓大聚讲也。一自口东翔，为香山，结局平原，一望数百里，奠我皇都。一自口北走，百折而东，逆势南面，去做皇陵。而浑河玉泉等水纵横其间，为之界分夹送之，令岳渎诸山川，得拱揖襟带，比之共辰。相传冀州风水极佳，宛平盖独收其胜矣。”此处之宛平“三岔口”即指“三岔村”——后来之沿河口，今之沿河城。
立于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的《沿河口修城记》碑中说：“国家以宣云为门户，以蓟为屏，而沿河口当两镇之交，东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浑河汤汤，襟带其左，盖腹心要害处也。”
沿河城立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壬午（1762）的《重修真武庙》碑亦言：“沿河以山为城，以河为池，乃京师咽喉之地。”
透过这些军政要员洞穿八极、入木三分、警策绝伦、卓然不凡的不刊之论，我们可以看到三岔村（后来之沿河口、沿河城）扼守三道山口、一道水口，诚所谓四战之地，战略地位的重要在京西深山腹地无出其右者，故而通衢大道野径小路密如蛛网，军马士卒马帮行商，川流络绎不绝于途。
（二）发生在沿河城及其周边的三件大事大大改写了沿河城的历史
明清时期沿河城作为拱卫京师的西大门，重兵云集，军事设施、两道防线的完成，军事指挥中枢的地位已经奠定。镇守沿河城的将官，明为守备，清为都司，衙门的品级在那儿，管的事也多。这中间沿河城及其周边发生了三件大事，大大改写了沿河城的历史。
⒈沿河口防线的建立
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到二十八年己未（1544 -1549），宣大总督翁万达遵照朝廷旨意在原有军事设施的基础之上主持修两道防线：从居庸关经本区西部山区到紫荆关、倒马关一线的内长城最后修成，设立了沿河口、乌龙潭口两道防线。这两道防线建关设隘，作业量可是不小，运料施工，沿河城周边古道的作用凸显，大路平整，小路拓宽，在建筑军事防线的同时，推动了古道的建设、维护、发展。
⒉十七座空心敌台的修建
受戚帅主持修昌蓟二镇北部长城空心敌台的启发和影响，明隆庆初年至万历初年，兵部右侍郎汪道昆携总督刘应节、杨兆等主持着重增建从居庸关过沿河口以西空心敌台二百余个，其中在现门头沟区辖界内，从沿河口始，共建有空心敌台十七座（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至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修建），这中间按沿字壹至拾伍号顺序排号的有十五座（另有两座不是用城砖而是用料石垒砌又未统一排号的，显然非同一时期修建的军事设施），此外，还有附墙台五座，烽火台六座（到明崇祯九年丙子又复建烽墩三座），边墙五百八十丈。
宣大总督翁万达修建两条军事防线，多在山口，这还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建这十七座空心敌台，多在悬崖峭壁之上，凌空欲飞，工程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见。故而需要先修路，后建设敌台，伴随着京西山里以沿河城为中心的沿字一至十七座空心敌台的修建，沿河城及其周边的大小道路又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⒊沿河城城垣的修建
两道防线建成，十七座敌台竣工，随即也确实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但从实战出发，仍不很完善。当年身处军事要冲地带的山民，终年不堪其苦，“虏阑入塞，民闻警溃散去，保匿山谷间，百姓未贴席而卧也。”（《沿河口修城记》碑文）由此可见当时胡虏之猖獗，战事之频繁，人民蒙受战火颠沛流离之苦难。
有鉴于此，明朝万历六年戊寅（1578），由副都御史张卤议修沿河城，“命吏具畚锸积储待期期而不具罪之，命将校督吏卒分工而作，期期而不就罪之，将校及吏士奉约束惟谨，凡数月告成事”，一座东西南北四门俱有（东门因为面向京城，故名之为“万安”；西门因为面对蒙古各部来犯之向，故名之为“永胜”；南北两门均为水门），东西长一里，城周1182.3米的山间城堡矗立于绿水青山之间，虎踞龙盘乃古堡要塞之翘楚，碑记有云：“周视关城，未有沿河口之壮者也”，此后“再无赤羽之警”，士民“平居不复忧盗，即一旦有缓急，急入收堡，凭坚城而守，据河上流为天堑，而壮士挽弓赴敌，人人自坚无忌，西扼虏东辅诸君国，燕台易水之间可高枕无忧矣！”可见在当时冷兵器时代铁堡坚城修建作用之大，人们由山到川，由川到城，乃是历史的进步。而山间城堡的出现，军政机关大小衙门，三街六市商贾货郎，山城人烟辐辏，逐渐繁盛热闹，随着人口的集聚，人员的流动，沿河城周边的道路再度得到改善和发展。
（三）文字记载沿河城最初叫“三岔村”
沿河城金代成村以来，因地处几条山沟流水汇入永定河入口处，曾名其村为：三岔（汊）村。
元《析津志》记载了自斋堂大宁城为起点的诸条道路的方位、至到和距离，其中特别提到“三叉口，四十里，属保安州界，通黄芦、石阳峪”。这里的“石阳峪”就是现在的“石羊沟”；“三叉口”即指的“三岔村”也就是稍后的沿河口、今之沿河城。
立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由总理紫荆关等保定等府地方兵备兼理马政驿传山西提刑按察副使北海冯子履撰并书的《沿河口修城记》碑，明确记载沿河城曾叫“三岔村”。
（四）随着沿河口军事守备中枢的设立，废弃“三岔村”，改叫“沿河口”
沿河城成为明清军事指挥中枢，是有个渐进的过程的：
明洪武三年（1370）在黄草梁至沿河口一线有“各卫校卒戍守其地”。
洪武六年（1373）四月辛丑，朝议京西防务，朱元璋命令在京西险要之地设兵防守，并设守御千户所守御戒备。
永乐四年丙戌（1406）明廷在沿河口正式设守御千户所驻防。
明正统十四年己巳（1549）“土木之变”后，代宗临危授命登基继位，诚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即景泰皇帝。他因噬脐断腕之痛，更是倍加关注与土木堡近在咫尺的京西防务，调兵遣将，刻意加强军事设施的修建，这一情况大大加强并推动了三岔村沿河口地区的发展。
明景泰二年，明廷在沿河口调卫所官员守备驻防。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该口又添设把总一员。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巡抚都御史艾希淳在给皇帝的奏折《议处要害疏略》中提议：“马水口既设参将，该口守备官移至沿河口，名曰沿河口守备，把总官移至金水口把总，具听马水口参将节制。”从此沿河口守御千户所升格为守备府，正式修建守备公署，成为京西举足轻重的军事防御指挥中枢，防御沿河等十七处隘口，万历年间几达极盛时期。从这一史料来看，以沿河城为守备中枢的这道重要军事防线，直接隶属真保镇马水口参将府所辖，是确凿无疑的。
明朝万历六年戊寅（1578），由副都御史张卤在沿河口议修驻屯将士的城堡，仅仅一年即宣告竣工，明万历十九年（1591）由总理紫荆关等保定等府地方兵备兼理马政驿传山西提刑按察副使北海冯子履撰并书的“沿河口修城记碑”立于文庙之内，该碑名为“沿河口修城记碑”，可见即使城堡告竣，该地依然还是叫“沿河口”，名字并未改动，确为有利佐证。
由明入清，随着大清帝国的稳定，沿河城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
清《光绪顺天府志》载：“顺治元年置守备”，沿河口守土之官仍为守备。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沿河城设都阃府，有都司镇守（百姓口耳相传大老官居四品），其下有把总二、外委一、额外外委二。
清《光绪顺天府志》载：“雍正十年改设都司等官”，《清一统志·七》载：“沿河口其东里许有沿河城，旧设守御千户所，清改设守备，今都司佥事驻此。”
综上可以看出，在官方的记录中，从驻军之后不再称“三岔村”，而以“沿河口”名之。即使在明万历六年（1578）建成城垣之后，仍旧叫“沿河口”，并未一下子就叫“沿河城”。
（五）从“三岔村”到“沿河口”的过渡
立于明正德八年（1513），由进士出身兵部主事莆田郭清撰文的魏氏先茔碑（魏氏先茔之记）中云：“顺天府宛平县离京百余之里地名青白口社沿河三岔村地势丰饶人物淳朴”，于是选择了该处“风雷增益之处，清幽高远之地”——沿河城南坡东五里坡村城子坨立祖坟。
清《顺天府志》辑明《永乐大典》的一则材料云：“三汊沿河水口，在城西北二百六十里，东西两山高一百八丈，中有浑河通木筏往来，今都司拨军盘诘守把。”
这两例“沿河三岔村”和“三汊沿河水口”正体现了沿河城地名从“三岔口”到“沿河口”的过渡。
（六）在明清军政要员的奏折报告中都是用的“沿河口”，而不是用的“沿河城”
明代之都御史苏佑在其《屯兵要地论》中说：“紫荆关北自沿河口起至倒马关止，最为紧要，盖二关山虽险绝河流中断，外恃宣大，掎角在人，故必有兵屯。”
明代易州兵备道按察使高文荐，在其《本镇关隘议》中指出：“沿河口议曰：沿河口外通怀来城百余里，中有浑河，足称天堑。西三十里有冲口天津关，去宣府仅 150里，宛平50里。关下稍通戎马，所恃城建山瘠，颇费攀跻，以上制下，他口，特通徒行，皆自来虏迹罕至者，谓非险阻之故耶？”
明清两朝凡派到沿河口任职的守备、都司老爷，均在官衔之前冠之以“沿河口”字样。
沿河口守备白邦安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仲春在斋堂西城门外立义冢，碑署名为 “钦依沿河守备驻扎斋堂都指挥恒阳白邦安”，就没有“沿河城”的字样。
据《西关志》载，明监察御史曾佩当年过沿河口时曾留宿赋诗一首，这座寺当为唐代古刹柏山寺，且明确点名乃沿河口之寺，绝无“沿河城”的字眼儿。曾诗如下：
过斋堂村晚宿沿河口寺
明·曾佩
山行旬日外，
仅见一平村。
垒石分畦畛，
编茅立户门。
种豆人耔午，
归樵叟负云。
休予僧毾登毛，
静坐月黄昏。
相关链接——曾佩材料：曾佩，字元山，临川人（江西省临川区）。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曾编《名笔私抄·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是编乃其按闽时搜罗各郡县艺文，自宋迄明凡关於风土者，胥见采录。然编次无伦，如所载《罗江风物赋》与《乌石山赋》自为一类，乃一编於朱子书廖德明仁寿条约之前，一编於刘钺新《建道学渊源祠记》之后。李侗《初见罗从彦》书与杨时见《程明道书》亦自为一类，乃一编於《龙头岩记》之前，一编於《新建四贤堂记》之后。盖佩为是书，第从各志乘中错杂抄撮，於体例未暇详考耳。曾佩还编有《宪纲事类》一书。
抚州城北隅有具庆坊、二柱史两牌坊。为曾佩、陈炌立。曾佩、陈炌，明临川人，嘉靖二十年（1541）考中进士。
曾佩乃临川大岗西田曾家人，为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之弟曾肇的后代，在明代是临川颇有名望的家族，与邓坊曾家一同人才代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西田曾家与汤显祖家族关系非常好，用汤显祖的话说为“通家之好”，汤显祖和曾如春、曾如海兄弟情同手足。曾如海还是汤显祖创作《紫萧记》时的曲友呢！福泽和荣耀虽然已成为往事，过去的痕迹尚存在人们的心中。如今曾家牌楼和曾如春墓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少给后人带来一些幻想。
下面是曾家的部分进士：
曾佩，嘉靖辛丑（1541）进士。官至监察御史。编辑有《名笔私抄》《宪纲事类》等。
曾如春，明嘉靖乙丑科（1565）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历任开刑部主事和员外郎中，陕西按察司副使，调任浙江布政使，复升为副都御史，工部待郎等职。巡抚河南时，积劳成疾，卒于任上。
曾如海，万历壬辰（1592）进士。官福建同安知县，约于次年卒。
曾国正，万历丙辰（1616） 进士，历官太仆寺卿。
曾应瑞，万历丙辰（1616） 进士， 历官漳南道副使。
作为特例，我们发现唯有《清一统志·七》中首次出现“沿河城”一词，文曰：“沿河口其东里许有沿河城，旧设守御千户所，清改设守备，今都司佥事驻此。”
综上，我们认为，沿河口乃北方四镇中真保镇所辖的最东北端的一处防御阵地，隔永定河与昌镇相望。沿河城依据地形特点，原名“三岔村”，后因该地军事地位军事价值突现，而改称“沿河口”。可以说在明清两朝乃至民国前些年，在官方文件、出版物上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沿河城”字样，而只有“沿河口”三字频频出现。
现在沿河口的出现当与沿河口左近的三座空心敌台相关，当时每座空心敌台驻有五十名守军，三座则至少得150人以上，沿河口村属军户村是确凿无疑的了。但其村名与历史上的沿河口则的的确确是两码事，风马牛不相及，不能混为一谈。
现今的沿河口与当时的石港口和沿河口（今之沿河城）均二里许，近在咫尺，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并未独立成村，一直属于一个聚落，从属于沿河城村而已。直至民国以后特别是随着抗战爆发，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沿河城这一名称才逐渐传播运用开来。至此，沿河城村名由“三岔村”、经历了“沿河口”，最后到“沿河城”，最终完成了这一羽化蜕变的过程，于是将“沿河口”村名就近甩给了现在的沿河口，至于现在的沿河口，其真实名字或许应该叫“石港口”更合适一些（后有专章论述，敬请详察）。
石羊沟是从沿河城近旁的沿河口直通塞外怀来盆地的一条近百里的长沟，进沟不远有一处景观——白羊石虎，流传着一段故事。石羊沟的叫法是否与这个传说有关呢？
进沟不远处的一侧山上有石如羊，对面山上有石如虎，羊虎不知守望了多少年。
据老辈人传说，当年有人在山上放羊，一只羊躲在岩缝里怎么也赶不出来。放羊人纳闷，四下打量，猛然发现对面山上有一只老虎，虎盯着羊，羊不敢动。放羊人也吓坏了，再也挪不动脚步。老虎想过来吃羊，可沟太宽它跃不过来，下到沟里面爬不上来，又怕羊跑掉了，就一直趴在那里隔沟眺望。最后，人、羊、虎都坐化成石头，成了现在的白羊石虎。
距沿河口三十里的石岩沟里真有一个村叫白羊石虎，不知是否与这个传说有关。
石羊沟里扑朔迷离古老的军事设施
石羊沟风景秀丽，一步一景，景景不同，更令人惊诧的是石羊沟里的军事设施。
《元史·顺帝本纪》载，元末至正十八年 (1358) ，在全国农民大起义浪潮冲击下，风雨飘摇的大元朝廷朝议决定加强在大都西山的防务，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做最后一搏。顺帝遂派中书右丞塔失帖木尔、左丞乌古孙良桢这两位“副总理”级的大员前往主持，拟建省级军事防区，“团结西山寨大小十一处以为保障”，“设立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牌子头目人等”，“编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应。”朝廷及地方多名官员来到东斋堂村，“验地里，审形势，分四至，通路道”，这次实地勘察查明，《大元大一统志》所记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元《析津志》记载了自斋堂大宁城为起点的诸条道路的方位、至到和距离，其中特别提到“三叉口，四十里，属保安州界，通黄芦、石阳峪。”这里的“石阳峪”就是现在的“石羊沟”；“三叉口”即指的“三岔村”，也就是稍后的沿河口、沿河城。
八十里的石羊沟，是连接沿河城和河北省怀来盆地的重要通道，当地土人皆曰：从沿河城到黄土嘴儿是三十里，到白羊石虎是三十八里，过了白羊石虎即到怀来县界。而在这三十八里的地段中，有不少地名极具军事色彩，如：二道城子、五道城子、七道城子、关子等地名，但是不见一道、三道、四道、六道和更多道的城子，这些地方应该是元和元以前的军事设施，可惜至今尚无专家前往考察认证，成为石羊沟扑朔迷离的军事设施之谜。
二道城子 位于石羊沟口三里许，有空心敌台一座，乃“沿字伍号台”。解放后沿河城公社、沿河城乡都在此储存炸药，曾有专人日夜严加看管，故此座敌台保存十分完好。只是近年沿河城乡的建制撤销，生产队解体，二道城子的沿字五号台渐告荒废，台顶日渐倾颓。日前经安全山先生考证，二道城子应为原石港口，为辽石港镇使、元明石港口巡检司治所。
五道城子 位于石羊沟半沟里，距沿河城15华里处，地势十分险要，两山雄峙壁立如门之状，既然冠以“五道城子”之名，其左近必有城垣遗迹或城堡敌台的残垣断壁，可是沟谷之内迄今为止未见城垣遗迹，山上是否存在坍塌的城墙或拦马墙，未闻有人上去考察，故而不得而知。军阀混战闹中央军时，这儿的险要地形被中央军看上了，就命令老百姓用特大石块将五道城子峡口垒闭，断绝上下交通，状如水坝，异常坚固。后来战事告罄，上下人等为方便通行，重新将其扒开，一直走到今天。
七道城子 在石羊沟大东宫偏台附近。附近有大东宫新时期遗址，该遗址位于沿河城大东宫村山坡上。附近有烽火台、炮台遗址，是否有城墙、拦马墙、城堡、敌台遗迹，笔者因从未前去实地考察，不敢妄言。（七道城子之说仅听余之姨兄韩氏广学说过，尚未来得及详细了解，吾兄即在2010年12月27日下午3时许被撞身亡。此说再无法了解证实。）
关子 关子村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该村山势极为险要，群山壁立势如雄关，方才以“关子”为名。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军阀混战，京西山里也闹开了中央军。那天从沿河城上来个挎盒子炮的军官，带着一群士兵，拿枪硬逼着老百姓把关子村周围的杏树、枣树砍伐殆尽，在凉水泉附近安排设置鹿砦障碍，以阻挡抵御敌军。老百姓虽然心痛如绞，但是在刀枪威逼之下也没办法，只好认头照办。至于各家的损失就没人过问了。
平白无故出现了二道、五道、七道城子，既然出现了间隔的数字序号，那就绝非空穴来风，我们必然要寻觅落实一道城子、三道城子、四道城子、六道城子、八道、九道乃至更多道的城子。
一道城子尚好理解，我们可以视石羊沟口的沿河口村河东河西两座空心敌台（沿字叁号台、沿字肆号台）为一道城子。可是那三道城子、四道城子呢？五道城子才离沿河城15里，刚到半沟，那往上六道、八道、九道乃至更多道的城子究竟匿身隐形于何处，至今尚无人确知其准确方位和下落，急待有关专家、学者、长城发烧友们前去探古访幽，查明史实真相。
安全山先生长期以来在京西深山腹地跋涉考察，经其精心考证，我们方才得以破解石羊沟的若干谜团，以及石港口的准确位置。
石港口就在石羊沟口（或言沿河口）
众所周知，历史上宛平县曾设有四个巡检司，即卢沟桥巡检司、王平口巡检司、齐家庄巡检司和石港口巡检司。以前三个巡检司的所在不难知晓，只有石港口巡检司的所在就一直判断不定颇费周折。清光绪《顺天府志》载：宛平县“巡检司四，其署……一在石港，距县一百三十五里。”“村镇……一百三十五里青白口镇，石港司巡检移此，管傅家台等村二十有五……”从字面上看，石港口巡检司是从别处移到青白口的，那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石港口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一直困扰着人们。
据安全山先生考证，石港口的位置在明清时期的沿河口以西的石羊沟里。明万历《保定府志》载：“石港口，外通保安州一百五十里，内连王平口九十里，东至沿河口二里”旁有万历年建沿字第三号敌台。沟内现有二道城子、五道城子、关子等地名。这说明石港口在历史上的沿河口现今的沿河城以西数里之处。
明刘效祖所著《四镇三关志》载：“沿河口，正城一道，缓。石港口，正城二道，缓。东小龙门口，正城一道，缓。天津关口，正城一道，缓。……景泰二年（1451）建。”这些关口从历史上的沿河口（今日之沿河城）起始，从东向西排列，石港口东为“沿河口”，西为“东小龙门口”这和现今的地理形势完全相符。
再看明刘效祖所著《四镇三关志》所附的地理形胜图，图上也是由东向西排列，依次是：沿河口、石港口、东小龙门口、天津关、爨里口……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清缪荃、孙于靖从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顺天府材料编成《顺天府志》，亦可称明永乐《顺天府志》，其中讲道：“三汊沿河口，在城西北二百六十里，东西两山相对，高一百余丈，中有浑河通木筏往来，今都司拨军盘诘守把；北石港峪口，在城西二百二十里，两壁石崖高数百丈，入深五里置关，口阔二丈，名石港口。今设巡检司及官军守把。”古时候的里程只是个大概的约数，这段记述说明：今沿河口入石羊沟五里名石港口，设巡检司，并有官军守把。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官、民两宗事情可以作为石港口地名的佐证：
一是白羊石虎告示碑
位于斋堂镇沿河城白羊石虎村，清代，汉白玉质，已残，宽0. 75 米，厚0.15米。碑阳 13 行文字。碑立于光绪十五年（l889）。为宛平县正堂李□□“为石港沟山民索显发、谭云从等联名呈控沿河营私征粮石（食）等情一案”，发布告示，将本地石港、龙门、段木、十字四沟土地重新丈量，定章每年宛平县征收粮银15两。并不准再行私垦。
碑阴 17 行文字，碑载：“惟查沿河营现在情形异常艰苦，可否将此项粮石（食）折价征收拨解沿河营，……山民如再滋举口控，情加倍认罪，已由该县贵令姑免深究，兵民永远相安，各无争执。有宛平县执照者地亩交银15两……”“四沟山地未领县执照者之军余（额外兵丁) 计屯田三顷四十八亩，则仍就近向沿河营按年文纳粮银。每年十月一日为期交清后即给予刊刻印信收票，……永远相安，毋再生衅。”
立在白羊石虎的这块石碑清楚地说明直至清末，在官方文件中，石羊沟的确切名字是“石港沟”，而非石羊沟，沟既然是“石港沟”，那其沟口亦应叫为“石港口”，而非沿河口。
二是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四月十八日师显贵为三子分家的分单
师显贵“所生三子万仓、库、满，奈因家缘不和，难以同居” ，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四月十八日而分家，在其所立分单上说：“今邀亲族将祖遗并自置房产、器皿、账目等项按三股撘兑均分，念其三子满尚在冲龄，随父母度日，同众言明：将石港口园地一块作为读书之费，水峪口杨树林内挑选大杨树五十颗（棵）与满为聘室之资，其所分之地内核桃、杏，父母收管，以为奉养之需。似（俟）父母世，各按分单承守。”
在这段话中，师显贵明确提到了石港口的园地，将用来作为尚在冲龄（幼年）的师万满的读书之资，这就说明一百二十年之前“石港口”一词在当地人们口中，那是常用之词，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地名，这就再一次对安全山先生对石港口巡检司的考证做了佐证，也证明石港口就是现在的沿河口，石港沟就是现在人们口中的石羊沟。
民国《河北通志稿》载：“石港口，外通保安州一百五十里，内连王平口九十里，东至沿河口二里。”这里把石港口的位置确立在沿河口（今之沿河城）西二里的位置，这就更说明问题。
石港口的军事设施和其他建筑及其作用
石港口景泰二年（1451）建关，有正城二道。嘉靖三十年（1551）巡抚都御史艾希淳在《议处要害论》中云：“石巷（港）口山腰上创筑墙垣，大率低薄不堪，议增加墙垣。’”据安全山先生考证分析，认为石港口的准确位置当在进入二三里的二道城子（老百姓又叫楼洼），旁有沿字叁号空心敌台，出石羊沟，沟在现在的沿河口东西两侧各耸立着一座空心敌台，那是沿字肆、伍号敌台，在楼洼方圆数亩范围内，均有建筑遗址，与沿字其它敌台大不相同，故疑为巡检司及守军所驻。
该地附近有小龙王庙，遇到天旱无雨之时，人们往往前去求雨，据说非常灵验，求雨的人们前脚到家，大雨也就继踵而至。
小龙王庙还曾是“铁匠禄”打铁的地方。“铁匠禄”指的是一处由谭氏一门三代经营六十八年的铁匠铺子。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谭氏一门由灵水村迁至沿河城地区，居舍曾历三迁——先到小龙王庙，后来又先后迁至沿河口、沿河城。在那个时代，谭氏一门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径自夺占神龙府邸居住打铁谋生，而是在小龙王庙旁侧另辟一地，盖房两间居住，开炉打铁，借以谋生。谭氏铁匠炉从1900年开炉，经历了谭吉占、谭瑞明（小名：老禄）、谭锡增三代，直至1968年谭瑞明去世，前后半个多世纪，凡六十八年，居功甚伟。
当年打铁为生的谭氏三代子孙，之所以选择石羊沟里的小龙王庙和石羊沟口的沿河口落脚，打铁谋生，是因为石羊沟口乃是古来交通要道，顺石羊沟西北行，出白羊石虎，过麻黄峪，可直达怀来盆地；出石羊沟，西南行可达斋堂川；东去沿永定河顺流东下则可直达京师。当年这条通衢古道兴旺发达，那年月没有汽车、火车、飞机，最快的就是马，扼守谷口关门，来往行脚马帮钉掌的活儿终日不绝，再加上打造锄、耙、鍁、镐、镰刀、斧头等农具，菜刀、饭勺、炒勺、铁铲等炊具，一年到头那活儿就如石羊沟里的水源源不断。
抗战期间，龙门沟、石羊沟那都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天下，政府机关、医院、部队都隐匿在那崇山峻岭、千山万壑之中，而沿河城则从1940年秋天开始沦为日寇的据点（1944年初冬，迫走驻扎日伪军队，沿河城重新光复），驻有重兵。敌我双方以何为楚河汉界？就以过沿河口石羊沟里的小龙王庙为界，敌我双方公开的、隐蔽的接触商谈均在此进行，包括人员和物品的交换，也是在这里完成。所以，石羊沟里的那座看来并不起眼的小龙王庙，却有着诸多的神秘色彩，也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由此笔者产生联想：这石羊沟是不是应该叫石港沟，后来附会“老虎吃羊”的传说而借谐音称为 “石羊沟”，孰是孰非，我们留待后人慢慢去考证。
至于大辽统和十年（992）在清水双林寺（辽代称清水院）建立的经幢上刻有“胡家林村石港镇使刘令福”，笔者认为刘令福其人当为石港（地点）镇使（官衔），而胡家林村当为其原籍故里，换言之则是：胡家林村的刘令福在石港口当镇使。如果此推想成立，则这个“石港镇使”当真为“石港口巡检司之先声”（包世轩先生1992年语）。
石羊沟里的包家坟并非包公坟
石羊沟几十里的长沟，沿途都有不少当地土人起的一些地名，诸如：驴粪片、包家坟、罗锅子坡等，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把石羊沟里的包家坟说成是包公坟，一字之差，这问题可就大了，并且还有鼻子有眼儿地编出了包公死于该地的故事，令人啼笑皆非。
搞旅游开发，宣传是必须的，为了宣传需要，适度的夸张和炒作是可以的，但应该把握好尺度，应合情合理。
京西石羊沟里的包家坟，百家姓里姓“包”者有之，姓“鲍”者亦有之，这个包家坟究竟是哪个“包（鲍）”，还真不好说，怎么就肯定一定是“包公”之“包”呢？即使是“包”，那姓包者，天底下多了，现在全国约265570人，退回到宋朝，没有这么多，那也不少呀，怎么一见包家坟就一定认定是包公坟呢？
包公，名包拯，字希仁（公元999年4月11日—1062年5月24日），庐州合肥人（今安徽合肥）。他家在南方，并非在北方，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一直生活在安徽合肥，并没有来到过北方，更不会到石羊沟来溜达，甚至死在石羊沟，葬在石羊沟。
包拯是仁宗天圣五年（1027）丁卯科进士，从此走入仕途从政为官。但包公初任建昌知县，后任天长知县，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此后调至京师汴梁（河南开封）为官作宦，况且北宋与辽的分界线在白沟（现为中国北方著名商镇，位于雄县、容城、高碑店三县市交界处）、雄州一带。包公不可能深入辽国腹地——现在的京西来，更不可能到石羊沟里来。
除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包公作为大宋使臣出使辽国，死于途中（石羊沟）。那包公是否曾经作为使臣出使辽国呢？查阅《包公年谱》，包公平生还真是做过一回外交官。
在庆历五年（1045）的四月十四日，因为是宋仁宗的生日，契丹派使臣来祝贺当时迎接契丹使臣的是另一个人，后来他（犯）得重病了，就改让包拯做送伴使，送契丹使臣返回。当时宋与辽北部边境重要的一个边界线，就是在河北雄州，一般送使臣过界送到雄州就可以了。包公就是担任这个送伴使，从开封到河北的雄州，送伴的时间大致是10天左右，包公就圆满地完成了契丹祝仁宗皇帝诞辰送伴使的任务。
庆历五年的四月是作为送伴使，到八月份，仁宗皇帝按以往的惯例，确定任命包公为贺契丹的正旦使，就是贺契丹春节的使臣。正旦也是元旦，也是春节、新年，要包拯代表宋去到辽国，向这个辽契丹国来祝贺新年。所以包公这不就真的奉皇命出使了一趟辽国吗？
包公于庆历五年的八月由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出发，从雄州出境，到辽国首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过完春节，正月初五离北朝回宋都汴梁，于是年春完成此次使命，平安归来。来回行程历时半年多，虽有凶险，但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并无半途得病客死他乡，更遑论葬于石羊沟之说。而且包公出使辽国，46岁去，47岁归，一直活到63岁，出使辽国安全返回之后又活了16年呢！何来半途病死，葬于石羊沟之说呢？
包公死后所葬之地史籍记载有两处，安徽合肥和河南巩县。如今合肥的包拯墓葬经过考古发掘，已得到专家的确认。
1973年3月包公墓及包氏宗族墓群被当时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冶金建设指挥部以征用工厂的建设用地的理由强行“迁坟”，而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相关人员为抢救文物成立一个“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全面进行包公墓的挖掘与清理工作，历时四个月。
发掘出包拯的一号墓，实为包公和董氏（第二任妻子）合葬墓，而且曾因受破坏而迁葬，墓中有一具基本完整的男性骨架，据鉴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与包公情况大致相符。
还有包拯长子包繶与崔氏的夫妇合葬二号墓；
长孙包永年的三号墓，他是崔氏的继子；
包拯次子包绶夫妇合葬的四号墓。
南宋以来一直被人当作包公墓膜拜的五号墓，实为包拯妻室董氏之墓。南宋庆元五年（1199）重修时，把包拯之妻董氏的五号墓当作包公墓，供人长期祭奠，因此民间流传着“包拯墓是假的”之说法。
最后，根据当地老人追忆的祖辈传言，在墓地的最北端，意外地发掘出包公原葬的六号墓，还存有石板和东西残墓壁，其中的陪葬木俑“十二时神”，是确定包拯墓的重要物证。墓地已在南宋初年被金兵所破坏，棺骨迁至一号墓重葬，原墓废为耕地。
此外还有一个疑冢，就是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较大的封土堆，高约四米，底径十米，布局均称，整个外形要大于包拯夫妇的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往下深挖，都是一色的生土，没有坑位，可知是个典型的“疑冢”。
同时还发掘出包公遗骨及新发现的两块墓铭石《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出土的墓志石铭有三千多字，由当时的枢密副使吴奎撰写，确凿记述了包拯的生平，说他策论国事能高瞻远瞩，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加强市场管理，增益国库收入；以大义为重，不惧贪官豪强，敢于查办权贵；重视调查研究，执法如山，自身廉洁清白，不谋私利，颇得民众的尊敬和赞扬；称他“其声烈表暴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可知包拯生前已被人们尊称“包公”。
论述至此，京西沿河城石羊沟里还可能有包公墓吗？应该是没有这个可能了。
旅游应该宣传，有少许炒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渲染景色多么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有爱孙猴有爱猪八戒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说都行，那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对于人，尤其是对历史上的真人、名人那可要慎之又慎，否则就会整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来，只会适得其反。
法城 在斋堂镇镇域之内，近年宣传似乎有失偏颇——号称占了“北京之最”中的一最——“北京市最小的城”，实则不然！自古以来，城池出现，必有城垣城门，有个说法：设置四个城门者谓之“城”，三个城门者谓之“池”，两个城门者谓之“堡”。法城既无城垣，亦无城门，何来城之称谓？
其实追根问底，溯本求源，法城在明代充其量只是政府驻军放马养马之所，牧马人久而集居成村，即名“放场”，后谐音改今名“法城”，实与城池无涉，风马牛不相及。这一点在《北京市地名词典》、《门头沟区地名志》、《北京市门头沟村落文化志》三书中都有明确记载，记述煌煌，言之凿凿，就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考虑问题，不可牵强附支。
马栏 同样，马栏村名亦与养马有关，马栏明代乃为军队圈放马匹之地，故而得名。这一点在笔者前面列举的一本词典、两本志书中也记述在案，了了分明，不容置疑。
京西对马的需求和饲养
京西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集聚、生活、繁衍的地方，1993年发现在斋堂川前桑峪十一万年前有古人类活动生活；考古界先后于1966年、2001年、2003年、2005年对东胡林村西进行了四次挖掘，证明一万年前那里生活着原始人类东胡林人；在斋堂镇沿河城地区的大东宫、西大台等地还发现有新石期时代古人类生活遗址。京西山区乃是远古人类的生活区域，必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进化，驯化野马、养马也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相同或类似的过程。
众所周知，京西是山区，在现门头沟区辖界之内有98.5%的山区，京西到处崇山峻岭，深涧险峰，地无三尺之平，黄岭西村有则“一亩十三堰”的传说，颇为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这一特点：
黄岭西仅有两块稍大一点儿的地块，村里四周多是梯田，是黄岭西立村曹姓、王姓先祖一镐一镐开出来的。有的地块小得只能容身，下堰牛耕地，上堰人点籽，耕牛转不开身，时有掉到下堰地的事发生。一位下乡干部，来黄岭西蹲点，工作很细，什么都往笔记本上记。一次他问曹某：“你家那山港子地有多少地块？”老曹说：“一亩十三堰。”于是，下乡干部便从下往上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上港头，是十二堰。不对，再数一遍，从上往下数，也是十二堰。又数了一遍，还是十二堰。数烦了，没好气地说：“不数了，黄岭西的地块小，数不清。”然后从地上拿起草帽准备回村。这时，这个下乡干部才有了重大的发现，大声说道：“原来这草帽底下还压着一堰地哩！”草帽底下能扣一堰地！真是千古奇闻！足见京西重峦叠嶂、崎岖难平的地貌特点。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古代战车恐怕很难在这一地区左冲右突纵横驰骋地发挥作用，所以，京西山区更多的是用马做驮运、乘骑之用。
京西山民养牲口，那是代有传统，这一是源于军事因素——京西山区以沿河口为守备中枢，宋元明清以来，京西乃帝京门户，拱卫京师、捍卫帝都安全乃京西铁汉的职责，历年驻有重兵，多有战事发生，当地多军户、军余，故而民风尚武剽悍，全民皆兵，所以几乎家家养马，各村亦有大量马户存在。
二是源于政府军队的推动。明天启四年沿河口守备府守备张经纬立《沿河口守备府碑》，碑文中记录了他在任期间的一系列工作，其中包括“访殷实以养马”，说明当时民间养官马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而沿河口明清时代在此屯扎之兵，部分系外地调遣移防至此的，亦曾“选土著田舍子弟充之”。当时沿河城许多家庭几乎都有一至两人在军营吃粮当差，朝廷实行“养马于民”之策，其中骑兵马户拿两份，故人有饷，马有粮，吃皇粮，拿官饷，享受皇上给的俸禄，这是当时沿河城人引以自豪的。特别是到了清代，无大的战事，每天除早晨齐队操练，例行常规训练，执行军务外，平时无事亦可归家各干其事，正所谓“讲武之暇，不废农时”，颇似满人“兵民合一”的形式。所以当兵之余，手勤一点儿的再辅以种田，在当时来讲，可谓旱涝保收进退自如，生活多少有靠，是令四乡八寨之人垂涎的所谓“流油户”。
当时京西山区的马有军马、官马、民马之别。
明万历年间总兵刘效祖所著《四镇三关志》载：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沿河口设守备一员、领中军一员、把总一员、巡捕员，额兵一千二百一名；沿河口下忠顺营官员三员，军八百七名、备御班军五十八名，额兵八百六十五名。沿河口守备府有盔甲一千二百二十一副，兵器七千八百七十件，火器五千四百一十五件，战马五十匹。
同年，巡抚都御史艾希淳在给皇帝的奏折《议处要害疏略》中提议：“……沿河口见军再募 916名，共凑一千名，给马一百匹，付守备统领……”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总督侍郎杨博题准一次给沿河口战马 100 匹。
由于驻军两三千人，十七座关城、十七座空心敌台、数座烽火台皆有驻军，军马自然是少不了的，着实有一批军马巡弋在起伏的山峦之间。
京西山民养马的第二个因素即是源于生产生活的需求——过去日子稍微过得去的家庭，多养牲畜，好的要养几把牲口，次一点的要养一两头，再不济的也要养头毛驴。山区梯田耕作多用牛马骡驴，山势陡峭崚嶒崎岖，车用不了，那就养牲口驮脚，讲究的人家出门多乘马骑驴，娶亲新郎多是骑着高头大马，白马红缨，器宇轩昂，英姿勃发，气度不凡，新媳妇过门能坐轿的坐轿，不能坐轿的多是乘马骑驴。故而民马的数量也是颇具规模、相当可观的。
同时，京西山民饲养的大批马匹，对官府及军队也是有力的支持。明代总兵刘效祖在其所著《四镇三关志》一书中，曾直言不讳地评论沿河口守备府所属真保镇的养马事务：“真保镇内地，所以防西北之虏，患者唯紫金、倒马二关耳。若乘城步卒鳞次栉比，常毌曠戍守之期，则骑兵不宜多备，即稍稍备，亦不宜无事驰驱也。万一有枭谋之谍，即取诸近邑之民养者，临时借给亦未为晚。何取于日中出入，以滋騶健之纷纷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明军高级将领对民马的期待和依赖，也说明京西山民民养之马对国家安全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其三即为官马的饲养，官马乃军马的后备补充，饲养方式有两种，一是像法城、马栏这样规模稍大一点的集中放养，二是在民间寄养。
明朝历代马政制度所长，重视养马，马政设施甚为完备。既然马政为国家重务，马政即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养马也成为百姓的重要义务。此项义务从明初开始。明代民间养马有三种形式：种马、表马、寄养马。“种马者以马为种，视母骡驹，选驹搭配，余则变卖入官，会典所称孳牧也。” “表马者以种马骡驹表其良者起解以备用也。” “寄养马者以解表者发寄民间牧养以备用者也。”种马应孳息，表马必良，寄养马必能用。
民间养官马，官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资助。明宛平县令沈榜所著《宛署杂记》真实地记录了直隶宛平县京西山里的养马情况：“（万历）十四年审编，每马编地六顷五十三亩七分九厘六毫，共编银贰拾伍两，每亩每年料草银三分捌厘陆毫。（万历）十八年审编，查照见在额地二千八百六十六顷一十六亩五分，每马编地六顷四十九亩九分零，共编银贰拾伍两捌分玖厘，每亩每年定银叁分捌厘陆毫贰忽玖微柒纤伍沙，每日定银壹毫柒忽贰微叁纤伍尘，给帖付马头收执。（笔者注：明代银钱单位应为：两、钱、分、厘、毫、丝、忽、微、纤、沙、尘、埃、渺、漠、糢共十五级，看着似乎不对）。既然政府有政策、有资助，那对马户的要求就提高了，马户不仅要保证马的健壮，而且必须完成孳息之额，否则要如数赔偿。
从吴承恩《西游记》中得知，天上玉皇大帝治下也离不开马，养马之所叫做“御马监”，掌管该衙的官员叫做“弼马温”；而尘世间官方也有掌管养马事务的衙门，叫做“马曹”，官府养马的夫役,他们身上都挂有腰牌作凭证，这个腰牌叫做“马牌子”。
至于宛平县养马《宛署杂记》中有大量记载：
“国朝马政，行之宛平者，洪武年间无可考。永乐十年（壬辰，1412年）令北直隶土民领养孽生马匹，宛平养马自此始。” 也就是说，宛平县实行“养马于民”的政策始于永乐十年（壬辰，1412年）。
“万历十八年审编马头四百四十一名”，其中“桑峪社三图八名：宋自文、刘春、杨德礼、谭彦名、贾宗雨、宋景祥、张敖、杜西。桑峪社五图九名：米大、高史银、谭进荣、杨伦、齐天福、米继先、于自齐、祖相、祖三哥。桑峪社六图八名：张得之、李见、李三仓、王登选、董世才、艾月、王世金、于进云。”
明代万历年间，有养马与管理马匹的马官八名，名字：张德致、李见、李三仓、王登璇、董世才、艾月、王世金、于进云。
县、乡、厢、都、图是明清时期行政区划中行政建制名称。明万历年间，法城、马栏，均在桑峪社辖境之内，现在已知马栏村明代属顺天府宛平县齐家司桑峪社六图，宛平县令沈榜在《宛署杂记》中列举的三个“图”即桑峪社三图、五图、六图中即有于姓、艾姓，而今马栏村于姓、艾姓依然是大户望族，这里提到的于自齐、于进云、艾月，说不定、闹不好、保不齐就是马栏于氏、艾氏之先祖！我们自己或我们身边的某人就曾为当年牧马人的后代！ 牛战村的村名来历似是源于一则民间传说——
据说在很久以前，当时此地并没有形成村落，也谈不上村名，只有两三户人家刚刚在此落地生根，耕种几亩山坡地，种些五谷杂粮为生。其中一户，家中有耕牛一头，盛夏草丰食足，公牛长得异常矫健。牛主人每日早晨将牛撒出圈棚，牛自己出外觅食，晚上自己回家，已养成习惯。
忽一日牛自外回来，大汗淋漓，且吼叫不止，烦躁不安。牛主人甚感纳闷。第二日，牛主人将牛放出后便尾随观察，那头犍牛出村直奔村南的一条山沟。至此，连吼数声，只见沟中跳出一只斑斓猛虎。牛虎相见立时厮打在一起，一来一往，只斗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打到黄昏，未分胜负，各自收兵。牛主人只看得口呆目瞪，肉跳心惊。
次日，牛主人将牛喂足草料，为助犍牛一臂之力，给牛犄角上结结实实地绑上了两把尖刀，做好准备之后又将牛放出。
毫无疑问，这次犍牛凭借角上的两把尖刀将虎豁死，凯旋而归。
牛主人把死虎抬回家中，把虎剥了皮，晾在河滩的一块大青石头上。谁料，牛看见了虎皮，以为是强敌未死又前来寻衅，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即冲着晾虎皮的大青石竭尽全力撞了过去，刹那间头破血流，壮烈牺牲。因此，便留下了一段牛虎相斗、牛胜虎败的故事代代相传。
这本是我们的先人开疆拓土、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一段英雄史诗，但毕竟不能作为历史，不能作为事实。可惜清末民初，有些好事者将那段“牛虎相斗，牛胜虎败”传说演义搬了出来，牵强附会换柱偷梁，把“牛站”村改为“牛战”村，把老虎盘踞的那条山沟命名为“老虎港沟”，把临近“老虎港沟”的一个小村命名为“败虎投”村（也称郝家村），直到后来民国地方政府干预，“白虎头”村才得以拨云见日，重新恢复了自明代以来的名称。这则传说使“鸡犬之声相闻”的两个村子多少有些龃龉，其实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白虎头人也很无辜——那白虎是自己跑来住在山洞里，是野生的，不是白虎头人家养的，即使白虎出去祸害牛站的家畜，那也和白虎头人无涉，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也不能组成完整的证据链；再说既然牛站人为犍牛角上绑上尖刀利刃，帮助犍牛战胜老虎，那战利品——那只死虎一定会被胜利方——牛站人所得，放到哪儿那也是牛站人的事，那把虎皮剥下来放到大石头上，导致犍牛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头撞去，竟然导致犍牛撞死的悲壮结局，这笔账怎么能算到白虎头人身上去呢？那没有一点道理嘛！
其实“牛战”还是应该恢复明代的旧称“牛站”，以更加利于社会和谐、团结安定、长治久安。近日驱车经沿斋公路，得见牛战村在村口安放了一座劲牛的雕塑，而白虎头村亦安放了一座猛虎的雕塑，针锋相对，这让我深深的不安，觉得这样处置似乎不是十分稳妥。
“牛站”应该是源于古时的驿站。
驿站是古代国家出现以后,供传递官府官方文书和军事情报所设置的通信机构，以及官员来往和运输途中食宿、补给、换马的场所，其建设和营运费用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长达三四千年。
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我国古代驿站各朝代虽形式有别、名称有异，但是组织严密，等级分明，手续完备是相近的。封建君主是依靠这些驿站维持着信息采集、指令发布与反馈，以达到封建统治控制目标的实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其速度和数量与现今无法相比，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和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来说，也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可以说那时的成就也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的一部分。驿站与当今的邮政系统、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货物中转站、物流中心快递公司等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早期的公文和军情,主要依靠人力步递。
春秋时期,人们把边境内外传递文书的机构叫做“邮”。邮距为25公里,是一个成年人当天能往返的距离。
“立鄙守路”一词，出于《国语·周语》：“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意思是栽树成行，标明道路里程，途中设馆舍，接待过往官员和信使，这是在周朝就已制定的交通法规。鄙，是距离国都很远的地方，古时称50里为近郊，100里为远郊。“鄙，距国(都)五百里”，边鄙，即有人居住的偏远乡村。在远离大城市的交通要道旁，设站来接待过往信使和官员，这就是“立鄙守路”的意思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设置的“十里一亭”,是乡以下以维持治安为主体的行政架构,用于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和治安职能,而在交通干线上的“亭”又兼有公文通信功能,被时人称为“邮亭”。这种“邮亭”就是秦代以步行递送的通信机构。
汉初“改邮为置”,即改人力步行递送为骑马快递,并规定每“三十里一驿”,传递区间由春秋时的25公里扩大为150公里。为了扩大功能,满足国家管理的需要,汉代还逐步将单一置骑传送公文军情的“驿”,改造成为兼有迎送过往官员和专使职能的机构。
秦汉时期我国已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到了开放的唐代, 唐与汉同，国际交流频繁,各国使节和官员公差往来大为增加, 朝廷干脆改驿为馆驿,以突出其迎来送往的“馆舍”功能，据《大唐六典》记载，在盛唐时,全国共有水、驿1643处，从事驿站工作的人员有2万多人,其中80%以上为被征召轮番服役的农民。
唐代著名军旅诗人岑参曾有诗一首，记录反映了唐朝驿站情况，请看——
初过陇山途中
呈宇文判官
唐·岑参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
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
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
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
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
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
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山口月欲出，先照关城楼。
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飕。
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
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
通过岑参的这首诗，我们不难看出唐代驿站的情况。
无独有偶，唐代诗人杜牧亦曾作过一首《过华清宫》的诗，其诗如下：
过华清宫
唐·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讽刺唐玄宗为了爱吃鲜荔枝的杨贵妃,动用国家驿站运输系统,不惜国家财政的血本,不远万里从南方运送荔枝到长安，极尽讨好取悦之能，以博得美人玉环一笑。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人著的《五经总要》中曾提到过唐代的营州道上所设的驿站：“因受（今朝阳市）东百八十里，九递至燕郡城(今义县)，自燕郡城东行，经汝罗守捉(今北镇)，渡辽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今辽阳市)约五百里”。这里所说的九递十七驿虽无具体站名，但可以知道唐代驿站的设置已经达到了辽东。
宋代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为60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稠密。《水浒传·楔子》：“ 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 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纔得到此’”，反映的就是宋代驿站建立的情况。
到了辽代，中京大定府至东京辽阳府之间设置了驿站，有十四处驿馆。
到金代时，则在上京会宁府至燕京之间，沿辽西傍海道设置了驿站。
到了元王朝，由于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强化驿站制度成为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这时驿站也叫“站赤”，实际“站赤”是蒙古语驿站的译音。所谓“站赤”就是置邮而传命的驿站，“站赤”的作用是用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的，当然站赤制度在客观上对加强各地联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亦曾起过很大作用。
清魏源 《圣武记》卷十一：“故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言：‘我即位后，惟四善政：一、平定金国 ；二、设立驿站；三、无水草处穿井立营；四、各处城池，设官镇守’”，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穷毕生之力，完成了四件大事，其中令其自矜的便是驿站在全国的建立。
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
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
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
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
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者，除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各有差异外，递运技术也不一样。
水马驿、递运所，“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日常事务繁忙，负荷最重。
元代的驿站分为“陆站”和“水站”，政府围绕着这些驿站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置车船。陆站依靠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驴、牛、车，水站用船。用马做交通工具的陆站就称之为“马站”,用牛做交通工具的陆站就称之为“牛站”。
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以及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９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总计为1401处，门头沟区斋堂镇的牛站应该在这1401处之中。
时至今日，在全国各地叫“牛站”的地方非只斋堂镇牛站一处：
随便搜索了一下，我们便检索到了全国各地七个“牛站”、十五个“马站”，可见上文笔者所述并非空穴来风，随意而言，全国各地的牛站、马站林林总总，何以京西牛站非得独标一帜、独出心裁变“站”为“战”？其实京西斋堂镇“牛站”村正是元代建立的以牛为交通运输工具的驿站，而绝非牵强附会牛虎大战而得名的“牛战”。
牛战之村名应该尊重历史，改“战”为“站”，重新恢复“牛站”的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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