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连稳 [作者简介]赵连稳，男，北京联合大学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摘 要]京西文化是指存在于北京城西部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京西文化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北京文化的根脉。京西文化的构成有四种元素，即原始文化、中原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近现代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西方文化。京西文化源远流长，自先秦延续至今，经过了发生、发展、鼎盛、衰落等阶段。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有机统一，造就了京西文化的鲜明个性，即久远的农耕文明、发达的宗教文化、独树一帜的皇家园林文化和历史悠久的古道文化。神奇的京西大地孕育了许多文化名人，诞生了诸多名著，也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到此隐居、甚至把墓地选择于此。我们研究京西文化，就是要把京西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篇文章做好，使之焕发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京西；文化；宗教；园林；古道；士大夫 京西指都城的西部地区，本文说的京西指北京城的西部地区，京西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京西特指门头沟区。门头沟区原名京西矿区，简称京西，一些媒体和地名前面都冠以“京西”二字，例如门头沟区党报为《京西时报》，门头沟区十八潭名为京西十八潭，斋堂镇灵水村名为京西举人村等。广义的京西包括丰台区、房山区、门头沟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5个区。京西地区风景秀丽，燕京八景中有“三景”(玉泉垂虹、西山积雪和卢沟晓月)位于此地。本文论述的京西即指广义层面的京西，京西文化即指涵盖上述五区的一种地域文化。 一、京西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知道，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对文化作狭义的理解是具有更广泛性的趋势，而且从文化理论和文化建设来讲，应该使用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文化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即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1]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风俗习惯。 北方工业大学的杨琪、贾东认为：京西文化具有广泛丰富而鲜活的特点，主要是指历史积淀形成的、延续至今并持续发展变化，具有广泛内涵并渗透于社会生活，以广义的北京西部及周边地区为地域依托的物质和非物质存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是京西文化的两大特色[2]。指出京西文化的特点有两个，即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但是作者没有明确广义的京西地区包括哪些区县，没有明确界定京西地区的范围，而且所指的京西文化两大特色也有商榷之处。 我们认为，京西文化是个文化概念，京西文化的内涵必须揭示其本质。所谓京西文化是涵盖北京城西部丰台区、房山区、门头沟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5个区的古代人们创造的反映本区域人们精神面貌、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精神生活与精神产品的独特的地域文化。 京西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表现在：一是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有古人类遗址和古城遗址，如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琉璃河的古燕国都城遗址等；二是多民族休养生息的地方；三是北京文化的根脉，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说法。 内涵是概念质的方面，外延是概念量的方面。京西文化的外延也是多彩的，包括宗教文化、古道文化、皇家文化、山水文化、风俗文化、文学文化、戏剧文化等等。 京西文化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即所谓文化遗产。京西文化的传统文化包括京西地区的各种风俗习惯、文化观念和艺术形式等。文化传统则是一种观念、习惯或者行为模式，是一种精神力量。京西文化的文化传统是自强不息、多元融合、和谐发展。 二、京西文化成立的条件 (一)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有机统一 一种地域文化有赖于一种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特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曰： “凡民函无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这段史料是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人们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和思维形式的影响。京西地区拥有河流、平原，加上延绵起伏的山丘，使得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康熙《大兴县志》对京西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了描述， “西山秀色甲天下，寺则香山、碧云，水则玉泉、海淀，而卢沟桥关门裁立，即古之桑乾河，京邑之渥、涧也。”④在景色优美的西山有香山和碧云等著名的寺庙，有玉泉、海淀等著名的水景园林，从西山峡谷中流出的永定河，如同流经洛阳城的涯水、涧水一样。房山是京西文化的发源地。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掘研究，房山区周口店一带生活着50一24万年以前的“北京人”、10万年前的“新洞人”、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门头沟区、特别是永定河流域的山间盆地与河床坡地，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生存，到了新石器时代，又有“东胡林人”文化遗址。在商末或更早一些，北京房山的琉璃河一带已经有了古燕国，基本上已为现在学术界所认可，周初“封召公于燕”历史文献上曾称为“中都”，据考古证明，即今琉璃河董家林所发现之古城遗址。随着燕国不断强盛，其北部边界到达辽西、冀北一带。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大约在西周末或春秋早期，燕国吞并了蓟国，把国都迁到了蓟城，当时曾称作“上都”。 《韩非子•有度篇》记载：“燕襄王以河为界，以蓟为国”。从“召公始封”到燕襄王迁都“以蓟为国”历时380余年。古燕国和周初的燕国有大致的疆域、政治、经济和典章制度，以及相通的语言、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逐渐培养了人们大致统一的心理状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一一燕文化。 {①陈述： 《全辽文》卷4《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②程钜夫： 《程雪楼文集》卷6《海云简和尚碑》。} (二)鲜明的个性特征 其一，久远的农耕文化 距今六七千年以前，房山镇江营新时期时代遗址发现了石器、陶器、房屋基址，以及石墨盘等，说明当时的人们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开始了农业生产。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西的东胡林遗址考古发掘证明，京西地区是我国种植黍和粟最早的地区之一。京西地区雨水丰沛，土地肥沃，千百年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男耕女织，诗书传家，所谓“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官学、私学和书院分布京西，处处读书声，县县出举子。三国时期，征北将军刘靖派遣部下在石景山北修戾陵堰，“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 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戾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④截引永定河水充实高粱河，灌溉农田。西晋时，刘靖少子刘弘又镇守幽州，对戾陵堰和车箱渠再次疏浚。辽朝时期，对北京地区采取因风就俗的政策，农业仍然是京西地区的主要经济，耶律休哥“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o统和七年 (989)，禁止部民伐民桑梓和刍牧，损伤禾稼。金朝、元朝和清朝虽然一度把耕地变为牧场，但没有改变京西地区的经济结构。{①张茂节：《大兴县志》卷1《形胜考》，康熙刻本。②《水经注》引刘靖碑。}金朝时，房山、石景山均种植水稻。金世宗时，开河引卢沟河水向东达石景山，灌溉稻田。1961年房山县焦庄村南断崖上发现一处铁器藏物窖，其中有农具锄、铡刀、镰刀、钩镰、铧、犁镜、耘锄等，说明当时当地的农耕水平能够做到精耕细作。明朝初年，京西北的海淀、西湖、青龙桥一带，“临西湖，水田棋布，人人农，家家具农器，年午农务，一如东南，而衣食朴丰，因利湖也。使畿辅他水次，可田也，皆田之，其他陆壤，可陂塘也，田而水之；其他窿下，可堤苑也，水而田之，一一如东南。”L40房山区的大石窝、良乡一带都有大片的水稻种植，徐贞明《璐水客谈》记载“西山大石窝所收米，前称嘉米。”《帝京景物略》记载：明朝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午)九月十七日，万历皇帝来到石景山，视察浑河(即后来的永定河)，并且指示大臣治理浑河。清朝康熙年间，对浑河进行大规模治理，使京西地区的自然灾害得以大大减轻，清代的玉泉山一带、房山县多处、石景山一带、海淀区巴沟低地都是京西稻的故乡。每年七月十五日，京西地区有“祭麻谷”的风俗，农户在门外放置三丛连根带土的黍苗、麻苗和粟苗，以面果供之，祈求丰年。这是典型的农耕性质的文化。 其二，发达的宗教文化 考古工作者在京西地区山顶洞人生活的地方发现了墓葬，说明时人已经有了灵魂概念，产生了原始宗教信仰。隋唐以来，特别是辽代，统治者笃信佛教，京西地区佛教大盛。元明清时期，道教兴盛一时，喇嘛教大行其道。 石景山区有八大处、法海寺、承恩寺、慈善寺、皇姑寺、金阁寺，被誉为“佛教重地”。金阁寺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晋唐时期，在明代曾经改名为净土寺，佛教、道教并奉。山上现存的明万历年间碑刻记载：“且夫净土寺，古《刘师堰石记》云：金阁寺自晋唐以来，所藏石经，碎而言断，岩穴鲜有存焉。”说明在金阁寺之前，石景山上已有了藏经。八大处的灵光寺供奉释迦牟尼佛舍利，闻名遐迩。 房山区的云居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8)，辽时大盛， “自天子达于庶人，皈依福田。”④由藏经洞、唐和辽塔群构成我国古代佛教文化特色一大宝库，以埋藏有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稀世瑰宝、石刻佛教大藏经一一《房山石经》著称于世。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房村的瑞云寺，建于辽代，现存建筑为清代重修，该寺原为佛教胜地，民国初改为道观。建于元代的佛寺还有位于房山区坨里乡北车营村谷积山的灵鹫禅寺。{①陈述： 《全辽文》卷4《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 门头沟区有著名的潭柘寺、戒台寺、九龙山和百花山的娘娘庙。潭柘寺，号称“京都第一刹”，是北京历史上规模最大、有1700年历史的皇家寺院，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说法。始建于唐代的戒台寺，素有“神州第一坛”之称，辽朝时进行过大的改建，现存建筑为明清遗留。辽时的戒台寺(时称“慧聚寺”)影响很大，有个叫法钧的大师信徒号称500万。 清光绪十年(1884)，恭亲王奕诉被慈禧免职，到戒台寺“养疾避难”10年，期间，奕诉出资对戒台寺北宫院进行大规模整修。石佛村还有一处和宗教有关的摩崖佛像群，开凿于明代，有释迦牟尼，有菩萨、罗汉像等，包括浮雕和立佛两种，造型和雕刻手法各异。 海淀区西山一带各类寺庙、道观、清真寺和基督教堂遍地皆是，明朝诗人有反映西山寺庙遍布的诗句，王世贞《游西山诸寺有感》：“西山二百寺，蝉缓琉璃刹。” 郝敬《西山绝句》： “西山三百寺，十日遍径行。” 王延相《西山行》：“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 郑善夫《西山杂诗》：“西山五百寺，多傍北邙岑。”昆明湖旁，佛寺有十，位于海淀区阳台山麓的大觉寺又称西山大觉寺或大觉禅寺，始建于辽代咸雍四年(1068年)，因寺内有清泉流入，故称清水院，金代时大觉寺为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之一，后改名灵泉寺，明重建后改为大觉寺。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桃源观，位于凤凰岭，初名“妙峰庵”，为尼姑庵。清光绪年间，道教全真南无派第20代宗师刘名瑞住持妙峰庵，改名“桃源观”，目前它是北京地区第一所道教活动场所。 宗教文化因素是北京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京西地区又是宗教文化集中的地方，多种宗教和合与共。 其三，独树一帜的皇家园林文化 战国时期的石景山一带，水网密布，植被茂盛，风景优美，燕昭王在这里建了磨室宫、元英宫和碣石宫及宁台，即著名的“三宫一台”，这应该是北京最早的皇家园林了。金朝世宗时，在香山修建行宫，供皇帝游玩巡幸驻跸使用，这里有梦感泉、棋盘石、香炉石、护驾松等众多景致。金章宗时，在西山建有“八大水院”，即八处皇家园林。在玉泉山修建了行宫，建有芙蓉阁和其他大殿与亭子，皇帝常常到此游玩狩猎，“章宗避暑玉泉山，宫女随銮到此间；昔日翠华歌舞地，於今犹见五云还”。。50香山行宫经元清二代的经营，成为著名的皇家园林。元代在瓮山泊修建的大承天护圣寺，实际上是皇家园林。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陆续在西郊修建了畅春园、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万寿山颐和园等大型皇家园林，统称三山五园，至此，西郊皇家园林达至鼎盛。 其四，历史悠久的古道文化 “永定河冲刷的山谷，提供了通向河北坝上、蒙古高原以及山西的道路。在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和房山等山区，有天然的河谷山间小路供古人类远行至北京之外的地区。”【6】考古人员在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发现了车马，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使用了此类交通工具。存在了数千年的京西古道见证了古都兴衰，见证了商旅贸易，见证了宗教朝拜，见证了古代烽烟，见证了民族交往。西山大道中路又称为玉河大道，这条古道最晚在唐代末年就已经存在了。元明清以来，京城对煤炭的需求曰益增多，加上这里的石材和琉璃闻名遐迩，成群结队的驼马把煤炭等货物运到京城，而京城的香客每年春节也由此朝佛进香，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京城到西部山区，再远至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商旅道路，京西古道进入了繁荣时期。 (三)文化成就巨大 京西文化自产生起，一直延绵不断，文化成就斐然，不可小觑。 其一，举人之乡，人杰地灵 京西地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举人、进士。辽代的张俭，宛平人，统和十四年(1449)，中进士第一名，后官至宰相。张俭在相位二十余年，做了很多好事。杨绩，良乡人，辽太平十一午(1031)进士及第，累迁南院枢密副使。崇祯元年(1628)，宛平人周维新中进士。 门头沟区的斋堂镇灵水村更是京西著名的举人村。灵水村坐落在京西古驿道上，现存辽、金、元、明、清五代古村落民居，明清时期，村中出过22个举人，两名进士，甚至“一门五举”。因而有了“京西举人村”的美誉。民国初年，又有6人毕业于燕京大学。 其二，文献之邦，名声远扬 生活在京西的文人撰写了多部闻名久远的作品。孙承泽(1593—1676)，山东益都人，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顺治十一年，在西山樱桃沟筑造别墅，修造“退翁亭”，自号退翁，吟诗赏画，以文会友，开始了隐居生活，这时期写成的《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两书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的建置、名胜、城池、宫殿、庙宇、衙署以及佚闻异事。宛平人于奕正，崇祯时诸生，是《帝京景物略》的作者之一。《帝京景物略》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园林文化、风俗民情，特别是寺庙桥梁等记载尤详，诸如卢沟桥、白塔寺、天主堂、碧云寺、潭柘寺、鹫峰寺、卧佛寺、戒坛、十刹海、海淀、玉泉山、西山等等，是不可多得的研究京西文化的资料。乾隆皇帝在圆明园组织文化精英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等经典巨制。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伟大作品，原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该书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现在，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不只是属于京西的，也不只是属于北京的，而是属于中国的，甚至全世界的。 其三，名家辈出，万古流芳 除去上文提到的孙承泽和曹雪芹以外，京西地区的名人还有： 战国时期的孙膑，据传其故里在房山区上乐村，明代还有其墓地和墓碑。 贾岛(779～843)，唐代诗人，著有《长江集》10卷，今房山区石楼村人。屡试不第。贾岛的诗在晚唐形成流派，影响颇大。唐代张为《诗人主客图》列为“清奇雅正”升堂七人之一。晚唐李洞、五代孙晟等人甚至对贾岛的画像及诗集焚香礼拜。清代李怀民《中晚唐诗人主客图》则称贾岛为“清奇僻苦主”，并列其“入室”、“及门”弟子多人。足见贾岛在我国诗史上的地位。 马致远(1250--1324)，大都人，“元曲四大家”之一，被尊称为“曲状元”，门头沟王平镇西落坡村有他的故居。这位“姓名香贯满梨园”的著名作家，还是“元贞书会”的重要人物，所作杂剧今知有15种，现存《汉宫秋》 《荐福碑》 《岳阳楼》《青衫泪》《任风子》等7种。在元代的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声誉。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秋思》中的佳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描写的正是其故居村落的景致。 贯云石(1286年一1324年)，人称燕山贯云石，出生在魏公村一带，诗文、书法俱成一家，做过翰林学士，深受汉族的思想与文学的影响。有专集《酸斋乐府》。 刘君锡，燕山人，生活在元末明初的京西地区。元时曾任省奏，性格方正耿介，人有过必正之。时与邢允恭、友让、贾仲明等友善，人称“白眉翁”。所作杂剧有《东门宴》《三丧不居》等，俱佚。 王崇简(1602--1678)，宛平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进士。顺治三年(1646)授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历任秘书院检讨、国子监祭酒、弘文院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颇受顺治皇帝赏识。有《青箱堂文集》《青箱堂诗集》传世。王家是官宦世家，20世纪8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出土了王崇简的儿子王熙和王燕的墓志铭，现保存于北京石刻博物馆(即动物园北的五塔寺)。王熙是顺治四年进士，官至弘文院学士。王燕曾官至贵州巡抚。 样式雷家族，据张宝章先生在《样式雷家世诸考》一文中考证，雷氏家庭原籍江西，从第一代样式雷一一雷发达(1619—1693)在康熙年间由江宁来到北京时就居住在海淀镇，雷家共有七代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内作为清朝样式房的掌案头目。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清代最著名词人之一，其故居在玉泉山附近。“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主要作品有《饮水词》《渌水亭杂识》等，收入《通志堂集》。 徐梦陈，房山县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授房山县知县，嘉庆九年为竣工的孔水洞关帝庙撰文，曾与后任知县黎德符倡导修建房山县的云峰书院，文教赖以振兴。 徐有壬(1800—1860)，门头沟人，道光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曾任广东盐运使，署按察使、四川按察使、云南布政使、湖南布政使、江苏巡抚。自幼喜学数学，在数学上有一定建树，著有《四元宝鉴》《务民义斋算学》。 杨翰，宛平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考据金石，工书善画，著《粤西访碑录》《衰遗草堂集》。 徐致靖(1826-1900)，清末维新派，江苏宜兴(今宜兴市)人，寄籍宛平，其父徐家杰，晚年做过京师的金台书院院长。光绪二十二年(1897)，德国侵占胶州湾，亟思“变法图存”。次年上疏清光绪帝明定国是，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又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在“百日维新”期间，擢为礼部侍郎，“戊戌变法”后，被革职监禁。 英敛之(1867--1926年)，号万松野人，满族正红旗人，生于西郊蓝靛厂。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戊戌维新变法的文章。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主要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后又创办辅仁大学。著有《也是集》《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 张炯，清代良乡人，理学家，撰有《四书丛说》《正蒙臆说》。 另外，还有许多著名人士在京西地区留下了足迹，为京西文化平添了许多色彩。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午)九月，21岁的郑板桥首次进京，暂居于西郊瓮山(今颐和园一带)附近。乾隆元年(1736年)，郑板桥第三次进京，参加殿试，中了进士，曾与西山法海寺的仁公上人、瓮山无方上人和香山卧佛寺的青崖和尚有过交往，相互唱和，留下不少诗篇。顾太清(1799—1876)，名春，字梅仙。“清代第一女词人”，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才貌双绝，才气横溢。位于永定河以西大房山之东的南谷，有她的幽静别墅，著作有《天游阁集》《东海渔歌》《正始集》《红楼梦影》等。魏源在嘉庆二十年(1815)进京求学，道光十四年(1834)绝意科场后，两次到永定河南北河堤，向熟悉“河事者”了解情况，写成《畿辅河渠议》，资料丰富详实，揭露了治河官吏的贪婪嘴脸，对北京周边的漳河、永定河、子牙河和滹沱河等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河道治理建议。一代宗师谭鑫培(1847—1917)的墓地在门头沟区永定镇栗园庄村。谭鑫培亲手培育了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位前贤。他编创、整合、修改的《四郎探母》《失空斩》《红鬃烈马》《珠帘寨》《碰碑》《奇冤报》和《战太平》等百余出经典剧作，至今仍然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谭鑫培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灌制了中国的第一批唱片。梁启超赞誉谭鑫培：“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谭鑫培把大部分积蓄都捐给寺院，京西戒台寺就是受捐助的寺院之一，所以其墓地原为戒台寺的茶棚。康有为光绪十四年(1888)入京后，曾经游览西山，他在《西山游记》中写道：“登高望极，辄有山河人民之感，计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奋，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止，外患日迫，势无及矣。”遂奋笔疾书，有了第一次上书，极力倡导变法。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下野之后在香山创办了容纳1000余人的慈幼院，李大钊、胡适、张伯苓、顾兆麟、雷洁琼、康克清和冰心等人都曾出任慈幼院董事会董事。 三、京西文化的发展历程 京西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奠基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落阶段。 (一)奠基阶段(新石器时代——夏商周) 房山周口店遗址考古发掘，证明京西地区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俗称“北京人”。“北京人”已经能够使用火，恩格斯说，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1门头沟区东胡林等遗址出土的粟、黍说明，在公元前9000～前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京西地区已经出现旱作农业，人们已经到平原上生活。在房山镇江营和海淀燕园发现了雪山文化。 夏商时期，房山区就已经存在过一个古燕国。《左传》昭公九年云：“及武王克商 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燕、毫既是族名，又是国名，武王克商以后，成为西周的“北土”。在房山琉璃河乡董家林等地发现了古燕国早期都城遗址和燕侯墓地，该墓地为西周初年召公封燕后所建，此后，燕文化逐步覆盖了此前的土著文化。春秋中晚期(公元前650～前475午)，京西燕文化以房山丁家洼居址遗存为代表，见于海淀东北旺、门头沟卧龙岗等地。说明京西燕文化已经扩张到海淀区和门头沟区了。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京西燕文化继续发展，燕国的都城曾经在房山区窦店西存在过，即所谓的燕国“中都”。燕国不但巩固了在京西地区的地位，而且向宣武区、丰台区推进。 (二)形成阶段(秦汉——隋朝) 秦朝的统一，使北京第一次真正纳入到大一统的政权之下，但由于秦朝存在时间短促，其文化对北京的影响非常小，京西地区的文化基本上保持着燕国文化的面貌。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加之两汉存在了400多年，使儒家思想逐步成为燕地的主流思想。北朝时期燕地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在一段时间出现了“胡化”现象，但汉族文化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京西文化形成的标志，第一，以农耕为主、手工业和商业为补充的生存方式。 第二，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容佛教、天人合一的观念形态。西汉大一统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思想的统一，被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京西地区的统治思想。佛教寺庙在京西地区修建起来，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是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后修建最早的一座寺庙。 云居寺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后发展成为京西名刹。 (三)发展阶段(唐辽金元) 唐辽金元时期的京西地区，较长时间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佛教大盛，道教在元代也有很大发展，多民族文化在这里共生共存，融合发展，是京西文化的发展阶段，标志之一是佛教兴盛起来。北京的佛教兴起于南北朝，发展于隋唐，至辽大盛。辽代燕京的佛教盛况空前， “僧居佛寺，冠于北方”。云居寺、戒台寺在辽代名声远扬。信教者上至皇帝、贵族、高级官吏，下到庶民百姓，信徒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房山北郑村陀罗尼幢(chuang)记中，80多人署名。门头沟区一辽代经幢，记载了奉造此经幢的村民几十人的姓名。每年4月8日为佛诞生日，到云居寺来拜佛的人动辄数万家， “自天子达于庶人，皈依福田。”④金朝时期，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采取了抑制政策。京西地区的佛教在元朝时得以恢复，名僧海云“度弟子千余，名王才侯受戒律者百数，士民奔走依向者以千万计。”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道教中的全真教获得大的发展，在北京的总坛是京西地区的白云观。碧云寺建于元代至顺二年(1331)。 标志之二，京西文化多元融合。一种文化只有不断融合不同文化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经过北朝和隋朝，大量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北京地区，唐朝时期的幽州已经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大杂居的地区，在大一统的文化环境下，处于强势地位的汉族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后者逐渐融入到前者之中。宋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处于契丹、女真和蒙古族控制之下，因此，虽然宋辽金元时期的北京地区，儒家文化还处于主流地位，但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北京文化中来，至元朝时，北京地区的文化严重“胡化”。这一时期的京西文化既是中原传统文化影响低落的时期，也是中原文化向着更大规模、更大气派前进的过渡时期。 标志之三，皇家园林的建造。京西地区，特别是西山一带，林木苍翠，流泉飞瀑，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地区，金章宗完颜璨在香山、玉泉山修建了行宫，还建造了西山八大水院，其中有凤凰岭黄普寺圣水院、妙高峰法云寺香水院、阳台山南麓大觉寺清水院、阳台山金仙庵金水院、香山潭水院和玉泉山泉水院、石景山双泉村北双水院、樱桃沟村北灵水院(现称栖隐寺)。还有人认为，八大水院中有温汤院(位于温泉村)，金水院是指颐和园等等。 (四)成熟阶段(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京西文化成熟时期，标志之一就是西郊皇家园林的大规模修建，自康熙至光绪，以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等为代表的皇家园林陆续修建。三山五园集我国南北园林和中西方园林之大成，18世纪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说：“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他的光辉而已。”旧1皇家园林文化臻于成熟。 标志之二，藏传佛教的兴盛。明朝中叶以后，藏传佛教在北京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颐和园万寿山后的须弥灵境，为乾隆时期修建的藏传佛教寺院。位于香山见心斋旁边的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是乾隆皇帝为五世班禅修建的夏季行馆。 标志之三，古道文化的形成。明清时期，京西地区的古道文化进入繁荣时期(见上述)。 (五)衰落阶段(晚清到民国时期) 京西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封建国家的衰落，西方文化的涌入，附着于其上的传统文化必然走向衰落。进入晚清，至于民国，京西文化步入了它的衰落时期，标志之一，西方文化的大量渗透。首先是宗教势力的疯狂扩张，西方传教士宣称，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起光辉的十字架。”【9】 山川众多的京西地区自然成为西方传教士传教的重点地区。光绪年间门头沟张家铺的天主教堂，就是意大利罗马教会修建的。东正教在房山区也设立教堂。加之他们兴办一些教会学校和医院，传播西方制度、文化、观念、习俗，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冲击。其次是近代教育的兴起，传统教育收到冲击。清末“新政”时期，在海淀清华园设立了游美肄业馆，即清华大学前身，1910年，改名为“清华学堂”，设立高等、初等两科，主要培养赴美留学生。 标志之二是皇家园林的衰败。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西郊皇家园林，经过1860年英法联军和1990年的八国联军的掠夺，几成废墟。西方国家的入侵是造成西郊园林衰落的主要原因。 标志之三是经济的衰败，使附着于其上的京西文化也走向衰落。清代后期以后，社会经济日益衰败，朝廷无力维修重建被西方列强摧毁的京西园林和其他文化景观，加上京西地区的农业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河渠失修，自然灾害频发，使农业生产衰退，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在西郊开设工厂，开采煤矿，加剧了手工业者的失业状况。 四、余论 京西文化是地域文化，但地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首先是当地土著人创造的文化，而后随着文化交流的展开，使京西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京西文化的构成有四种元素，即土著人创造的文化、流播到京西的中原文化、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近现代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碰撞、冲突后，逐步走向相互融合发展的道路。 京西文化的载体是多样性的，京西文化通过河流、大山、古道、寺庙、园林、陵墓等载体传承下来。京西文化是北京文化的瑰宝，是长期以来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 京西文化的未来出路：一是要对京西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加以保护。防止以文化旅游开发的名义对文化景区进行大拆大建；二是加强对外交流，在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特征的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倒是容易成为世界的。三是挖掘京西文化的精粹及其表现形式。 首先对京西文化进行普查，摸清家底，然后组织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力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成果问世；四是由市政府文化委员会牵头，各个区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协同创新，把京西文化这篇大文章做好。 [参考文献] [1]黄楠森：《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11—15页。 [2]杨琪、贾东： 《浅谈京西文化对石景山景观构建的影响》， 《山西建筑》2010年 第33期，第15—17页。 [3]《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4]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7《瓮山》，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8页。 [5]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85引《李濂玉泉山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第1434页。 [6]孙东虎、许辉： 《北京交通史》第2章《先秦时期交通道路的开辟》，人民出版 社2012年版，第15页。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 出版社1972年版。 [8]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3页。 [9]张力等： 《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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