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与魂 史亨瑞 叶莎 安全山 京西古道，享有盛誉。 京西古道因其历史久远，而被人类学家称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 京西古道因其承担了人类历史长河中太多的重负，留下累累蹄窝，而被地质学家称为奇迹，是见证社会发展、地质变化的多彩画卷。 对于京西古道，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真是蕴藏了太多太多的信息。 门头沟区对于古道的研究，一直没间断。但多数的研究还是限于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范围。 近期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专门研究京西古道的专家安全山先生，在与三源文化专家叶莎、史亨瑞等几个同志配合做国家步道规划时，联合对古道进行了研讨，并绘制出了这个小册子，意在通过这个小册子，以简明扼要的形式和内容，形象介绍京西古道的形成和它的历史作用，全面展示万千年来古道文化的厚重和辉煌。 问题的提起 给“国家步道”一个理由充分的地理历史存在支撑——关于《门头沟国家步道系统规划》设计的三点建言。 相关背景：2012年4月20日在《门头沟国家步道系统规划》启动及座谈会上，围绕“国家步道”概念，提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京西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无法与“大运河”、“丝绸之路”相比，因此达不到“国家”品级；另一种则表达了担忧，如果搞出一个美国版或日本版的现代西方通用模式，是不是会“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难以体现中国特色，地方特色？ 内容决定形式，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看问题的出发点都非常重要，它反映了对内容先于形式、重于形式及其表达思路的重视，是应当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的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站在此刻的时间内来看只限于门头沟区域的空间范围，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想要回答诸如这些古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时代形成的？什么人踩出来的等等问题，就很难得到完满的解答。 所幸的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助的寻求科学解答的路径，那就是古道形成史。 因此，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我们的看法，提供一些资料供设计方参考。主要观点是：`1、“京西古道”是具有国家级文化资源品相的“大历史大遗址” 2、“国家步道”的功能定位层级需要与文化资源的品级相匹配，“京西古道”已具备开发成为国家级大旅游大产业资质 3、“国家步道”需要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方面凸显中国特色和华北、北京地区地方传统特色 关键词：资源品相 功能定位 中国特色 一、“京西古道”记录了200万年以来东亚古人类群体、中华民族起源阶段族群和北京城市各族开拓者、建设者、保卫者，接续不断踏出的历史足迹 （一）“京西古道”形成的自然地理特点和人文地理特点 “京西古道”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起决定作用的，则在于它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 “京西古道”诞生在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永定河全长747公里，流域面积47016平方公里，地势西高东低，横跨黄土高原——太行山区——北京小平原三种地理形态，东入渤海。 “京西古道”地处永定河中游流域，太行山区北部。地形骨架形成于中生代的燕山运动，侏罗纪和白垩纪地层广泛分布，地壳运动形成褶皱、断裂构造，平缓的山地与陡峭的山坡交替出现。地层中蕴藏着多种类型矿床，有煤炭、石灰岩等22种矿产资源。经过漫长的地质变迁，形成地带性褐土。大小300多条河流滋润着丰富的地表褐土，暖温带针叶、阔叶林、灌木草菌覆盖着漫山遍野，为鸟兽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也成为古人类生活的家园，为上下游人类的迁徙交流，提供了适宜环境。 永定河下游的北京小平原三面环山，西亘太行山脉，北部和东北部有燕山群峰环抱，只有正南方向与华北大平原相连。在古代，东南临海方向是一片沼泽低湿地带，西南太行山东麓一角就成为南来北往的唯一门户。 北京小平原交通古道主要有四处，一是通往东北松辽平原的密云古北口，二是通向西北蒙古大高原的昌平居庸关，三是经卢沟桥往南的太行山东麓大道，周口店“北京人”与泥河湾人、许家窑人、东胡林人正是通过这条通道联系起来。正西则是永定河中游“京西古道”。它是其中地貌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历史最为久远的一条。 正是永定河穿越百里山峡，打通了上下游之间的通道，沟通了东南华北平原与东北辽西、北方蒙古高原、西部黄河河套、河曲与西南三晋黄土高原之间的往来交流，成为“天然走廊”，奠定了最初的“京西古道”。 气候、地质变化波动引发的生态环境变化，使得永定河上中下游流域自古以来就处于不同经济类型交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杂处、交争地带。频繁的往来迁徙，给史前文化发展和古代交通变化带来巨大影响。 随着人类能力的日益增强，交流范围逐渐扩大，日积月累，新的道路不断开辟出来，形成了蜿蜒穿行在北京小平原与太行山北部的岭谷之间和永定河河谷百里山峡之中的一条条古山道，织成了一张巨大无比的路网。这张京西古道路网参与、记录、见证了东亚古人类演进、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直至今天北京正在建设世界城市的历史进程，200万年以来不曾中断。可以说，京西古道的形成史就是一部中国历史基本国情的缩影。 （二）上百万年前，远古人类印上“京西古道”第一行足迹 路是人走出来的，那么谁是踏出这里第一行足迹的人？“京西古道”的开辟，与中国最早人类及其文化一样久远。 1、 最早踏上“京西大地”的人类 在人类演化进程的早期，这里就已经是类人猿生活的故乡。 大约在200万年前，永定河上游桑干河一带大同、怀来盆地还是一片烟波浩渺的湖泊。本世纪初，这里的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考古发现距今200万年前马圈沟第三文化层古人类遗址。它与距今180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遗址等，成为中国境内最早人类考古遗址的典型代表。 从那时侯起，泥河湾遗址的古人类就沿着永定河中游百里山峡天然走廊往来于上下游之间，把初始的人类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更大的地理范围。据此可以说，泥河湾古人类是踏上京西大地乃至东亚的最早人类，是他们踏出了“京西古道”上第一行足迹。（图1）  图1 中国直立人最早遗址分布 2、 永定河百里山峡天然走廊的交流传播活动,形成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古人类演进的北方文化区 距今200万年到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永定河上游、中游、下游就已经遍布了古人类的遗址。这里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上游的泥河湾遗址和下游相邻的周口店遗址。 周口店位于太行山东麓、永定河下游河畔不远的西山脚下。考古发现北京直立人在这里生存的时间是71—23万年间。也就是说，这里有人类居住的时间长达50万年。 考古发现，北京人已学会选用石料，制作的石器个体大多较小，主要类别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其中刮削器占70%，砍斫器只占10%，形成同非洲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以砾石石器、石核石器为主和以砍斫器与手斧为主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它们分别代表着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两大技术传统。 北京人不但已会用火，还学会了控制用火，并保存火种。有了火不但可以吃煮熟的食物，还可御寒和抵制猛兽侵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目前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文化区，即中原文化区、西南文化区和华北文化区。 以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为代表，华北文化区形成了最初的文化传统——北京人文化传统，分布区大体在永定河上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下游相邻的周口店以及环渤海湾的辽宁西南部一带。 永定河百里山峡出山口军庄、黄草梁发现了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第16、17、18、25地点。证明正是永定河中游百里山峡天然走廊，沟通了上游泥河湾古人类向下游周口店地区往来迁徙的道路，提供了揭示北京猿人文化来龙去脉的重要线索。考古研究发现，北京猿人文化在远古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担负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早于北京人的泥河湾早期文化特征与传统，反映出两者间文化渊源上的内在联系，是北京人文化的来处；而十余万年前上游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文化就是北京人文化的继承者，是北京人的去处。因此可以说，永定河百里山峡是孕育上下游流域远古人类演进的通道。（附图2）  图2 北京人文化系统分布区示意图 3、永定河百里山峡的交流传播活动,促进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演进的北京人文化系统传承 距今约10万年至5万年，人类普遍由猿人或直立人发展为早期智人，永定河上游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就是北方重要的代表性人类化石。 山西阳高许家窑人生活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畔，考古发现属于十多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个体。他们的体质特征明显比北京人进步，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具有从猿人向早期智人过度的性质。 许家窑石制器非常丰富，前后发现3万多件。石器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石球、雕刻器、石钻、小型砍砸器等，其中石球有1千多件，成为许家窑文化一个重要特色。 许家窑文化很明显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文化发展而来的。在文化渊源上，是北京猿人文化的继承者，显示出非常密切的承袭关系。与许家窑文化相近的遗存，有北京周口店新洞22地点，山西朔县后疙瘩峰、辽宁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与北京人文化系统的分布面基本一致。 中游门头沟桑峪遗址出土的就是生活在11万年前古人类的遗骸，证明正是通过永定河中游百里山峡天然走廊把下游的北京人文化传播扩散到上游来，使北京人文化系统得以传承和发展。（附图3）  图3北京人文化系统分布区示意图 4、永定河百里山峡的交流传播活动助推形成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演进的“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 大约在距今5万年前，人类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此时，世界三大人种基本形成，中国境内的人骨化石全部属于原始蒙古人种，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晚期智人乃是我们直系祖先。这时的文化也有较大进步，进入了旧石器晚期。 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大为提高。许多过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这时也被广泛占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远超过旧石器早期和中期遗址的总和，呈现了更加复杂、多样的文化面貌。 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大大多于东北、华中、东南地区和西南、西北地区。其中代表性的北京人文化区，由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发展而来形成的文化传统继续演进，考古发现有北京山顶洞人、王府井遗址，山西朔县峙峪、河北阳原虎头梁、于家沟遗址，并扩大到渤海湾北岸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等。 这一文化区集中体现了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人类已进化成为晚期智人，尤其是脑量增加，同现代人已十分接近。蒙古人种的大多数基本特征都已具备。 石器制作进步，出现了细石器。能用间接打击法和压制法加工石器。使用工具更加多样化，骨角器大大发展，如锥、针、鱼叉、刀、铲等，多种装饰品出现，说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永定河上游山西峙峪遗址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的代表性遗存。峙峪文化的石器类型相当复杂，石制品中有扇形小石核、石锯、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等从前没有的新类型；同时又有一些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明显是承袭许家窑文化的传统。 再如辽宁海城小孤山出土的1万多件石器、骨器、蚌器和牙器中，有三件穿孔骨针，针鼻系两面对钻而成，比山顶洞人骨针的制法更进步。蚌器和牙器均有穿孔，系装饰品，作风与山顶洞人的装饰品相似。这说明当时存在着复杂的文化迁移和相互传播影响的关系。 永定河中游百里山峡天然走廊在上游与下游之间的通道作用，始终伴随着古人类演进的历程，维系着、创造着，推进到“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文化阶段。（附图4）  图4 “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分布区示意图 （三）永定河百里山峡孕育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文明起步的曙光——东胡林人遗址 东胡林人遗址在永定河百里山峡中段支流门头沟区清水河北岸台地上，先后三次考古发掘三处墓葬，共有五具人体骨架出土，均在距今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东胡林人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起步时期人骨化石。这么完整的新石器早期的墓葬全国仅此一处，考古专家指出这一项发现填补了自山顶洞人以来至今1万年左右人类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孢粉分析证实当时已有原始农业的最初起源，出土了已明显带有人工驯化痕迹的猪骨骼化石。 新石器技术出现多样创新。已有用于加工采集物与农作物种子的石磨盘、石磨棒，有磨制小型石斧，还有小型石容器，采用切割、钻孔、磨制抛光等多种工艺。 更加重要的是在东胡林发现了1万年以上的原始陶器残片。 东胡林人遗址的发现，使得永定河中游遗址与上游的泥河湾于家沟遗址，下游相邻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等连成一片，展现出北京地区农业文明起步的曙光。 考古研究证明，北京地区在一万年至五六千年间，以永定河为界，大体存在两大文化人群，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永定河以东燕山南麓的一支源自辽西红山文化及其上下源流，包括昌平雪山遗址、怀柔转年遗址、平谷上宅遗址等；永定河以西太行山东麓的另一支则来自黄河中下游后岗一期文化传统，包括房山镇江营遗址，以及几乎遍布门头沟永定河河道沿岸的卧龙岗、青白口、吕家村、西大台、大东宫遗存等。 在六千年前发生了黄河下游文化人群强势北上，而北方退让融合的局面；到了5千年前，则形势逆转，北方红山文化强势南下，而中原后岗一期人群则部分融合，其地盘退回到山东黄河下游一带，成为后来接续龙山文化的前身。在永定河下游北京地区和上游河北张家口地区长达1千年的文化人群交流进退中，永定河中游百里山峡的通道作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附图5）  图5 北京地区两大文化系遗址分布示意图 （四）永定河百里山峡——六千年前，黄河下游山东北辛文化渊源的后岗一期文化人群（传说蚩尤族群）迁徙张家口地区，融入民族大熔炉的必经之路 距今六千年前，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期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交接的时期。这时在黄河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是北辛大汶口文化，东北辽西有红山文化，内蒙南部有河套地区土著文化。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和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迁徙交流日益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重要历史阶段。 在六千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回暖，海平面上升，北京地区东部海面已往上升至逼近今天北京通州相邻的河北香河一带，天津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海水淹没。由山东一带北辛文化人群发展而来的后岗一期文化人群于是由黄河中下游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穿越华北平原北部，沿永定河谷道进入太行山西麓怀来、涿鹿、蔚县一带，在那里定居下来。 蔚县一带考古发现证明，五六千年间长达1千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四个文化层，即最下层后岗一期文化，上面叠压着庙底沟文化类型，再上压着红山文化典型器物和河套土著文化遗存。 这一现象为历史记载的五六千年间，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三大远古祖先炎帝、黄帝、蚩尤之间进行的阪泉之战、涿鹿之战这样的历史事件，提供了考古学背景。 这次旷日持久的部族融合延续了近1千年，孕育了日后炎黄子孙的诞生，被考古学家誉为中华民族直根系早期形成阶段第一个大熔炉，拉开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序幕。 正是通过永定河百里山峡完成了后岗一期西上和1千年后黄帝族群东下的壮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参与了中华民族和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第二，北京城市的渊源所自，就是通过永定河百里山峡天然走廊从上游迁徙到达下游地区的。（附图6）  图6 山东北辛文化渊源的后岗一期文化人群(传说贵尤族群)北上路线示意图 （五）永定河百里山峡——五千年后，黄帝族群（北方红山文化人群）的一支从太行山西麓向东麓迁徙定居北京小平原的必经之路 五千年后，永定河上游涿鹿一带筑合符坛，宣告炎黄蚩三族群的融合。黄帝族群的一支披山通道，穿越永定河东下北京小平原，在百里山峡出山以后分三路迁徙。一支沿燕山山麓向东；一支沿太行山东麓向南；一支渡过永定河到达下游东岸蓟丘一带，成为日后北京建城的历史渊源，为今天不断出土的考古学文物和研究成果所证实。 北京城的前身蓟城，最早见于《礼记·乐记》中“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此后史学界据以定北京建城的正式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即武王伐纣克商之年，至今3058年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毕生致力于北京地理的研究。他赞同郭沫若的意见，认为蓟是燕的都城，燕并不是周所始封，早在武王灭商之前，燕这个自然生长的国家已经存在，卜辞所见有叫做妟的国家，是殷商北方的属国，就是后来人所熟知的燕国。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商周彝器，证明北京的原始聚落很早就已经得到发展。如果认为燕是始于周初所封，那是错误的。 因此，考古学背景与历史典籍记载的完美对应告诉我们，作为北京城的母亲河——永定河中游百里山峡的出山口，不仅是北京洪冲积扇小平原诞生的自然地理标志，也是北京建城三千年渊源来龙去脉见证的人文历史地标。它代表了“京西古道”百里山峡河道的开端，集中体现了太行山古山道和永定河古水道与中华民族起源，与北京城市起源的亲密关系，昭示着从黄帝城到北京城五千年不中断的、一脉相承的历史承担。（附图7）  图7 黄帝文化人群通过永定河百里山峡扩散到北京小平原路线示意图 （六）“京西古道”路网——三千年至今北京城的各族开拓者、建设者、保卫者踏出的足迹 三千年之后，京西古道为蓟城——北京城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以母亲的襟怀无私地奉献出永定河上游流域太行山里的木材、石料、煤炭资源以及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全部，为保卫下游北京城安全筑起了一道道防线，自周初封蓟的3千年里，先后有多少中原的农耕族群，北方游牧民族踏上京西古道，进行经济的往来交流，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燕家台西龙门涧出土有三千年前窖藏商代贝币，白羊石虎村、狮子沟、军庄地区、石古岩均有两千多年前后汉代兵器出土，三家店库区出土战国至汉代遗物多种。至北齐筑长城，唐代置玉河县，明清遗迹更是比比皆是。因此，京西古道也成为一条凝聚北京城建设者各族人民智慧的民族融合之路，民族团结之路。其中主要有：黄帝后人、周人、白狄人、燕人、鲜卑人、库莫奚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汉人、满人等。民族融合的历史，是中华文明的形成史，是永定河文化的灵魂，也是北京城市根脉的灵魂。 在京西古道上萦绕着的是五千年中华民族融合、文明创造的灵魂散发着的挥之不去的永恒魅力。（附图8）  图8京西古道200万年形成史示意图 （七）“京西古道”大历史大遗址人文内涵与建设北京世界城市的国家形象 建设北京世界城市，在硬件和软件方面，与现有的发达国家世界城市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然而，有一点似乎被我们自己所忽略了，那就是我们已有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被忽略的现象之一，就是在诺大的北京城，还寻找不到一处中华文明标志性城市建筑，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里是五千年文明国家的古都；高校与科研院所林立，却看不到一所专门进行中华文明研究和传播的学院，从这个视角看，似乎“中华文明”所包含的历史意蕴正在从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淡出。 1992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纪念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80周年题辞中，曾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此论依据的重要内容便是与京西古道永定河中游百里山峡所联系和孕育的永定河流域三大源头文化，即“东亚古人类生活演进的家园，中华文明起源路上的大熔炉，孕育北京城市的摇篮” 我们的先人从踏上北京大地的第一天起，生存、创造、交流、传播、融合、进步、创新的脚步就没有中断过，“京西古道”就是200万年往复无穷的行程里踏出的足迹。（附图9）  图9“京西古道”与未来北京世界城市接轨示意图 它参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重大历史事件； 记录了北京城市“根和魂”历史渊源的来龙去脉； 见证了中国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缩影。 可以说，踏着京西古道，各族人民创造了永定河流域三大源头文化，孕育了北京城市的根和魂。从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华民族与文明的多源性，在运动中不停顿地融合这一基本特征。（附图8） “京西古道”与永定河上中下游流域遍布的历史遗迹一起，构成了气势恢弘的“大历史大遗址”。全面展示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发掘它所蕴涵的深层次的理论学术层面的内容，是完善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性任务，也是建设北京世界城市传承中华文明，推动中华文明跨进全球现代化阶段的历史责任。 二、“京西古道”大历史大遗址需要发展大旅游大产业——“国家步道”、“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区” 鉴于以上分析，“京西古道”属于国家级“大历史大遗址”性质的文化资源实体。这一文化资源实体的国家级品相，决定了它的文化产业化开发不是一个层次的，而是多层次的；不是仅有低端的，而是包括有传统的观光旅游、健身、休闲、度假在内的低端、低附加值产业开发；及在此基础上整合、升级进行民俗、旅游纪念品制作、文艺演出、会展、出版等中端的文化产业开发；还能够一直延伸至动漫内容制作、连环画内容制作、中华文明研究学院、北京国际雕塑学院等高端的、高附加值的产业开发，形成全文化产业生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就具备了建成大产业集群，申请“中华起源文化产业化国家示范区”的规模，包括四大基地：中华文明起源文化展示基地、世界文明和文化交流基地、青少年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思维接轨教育基地、中华文明研究基地。面向青年，面向世界。（附图10）  图10 “京西古道”大历史大遗址资源发展大旅游大产业中心区示意图 开发大旅游是发展大产业的基础，内容是指“北京寻根之旅”、“中华探源之旅”的路线及重要旅游点建设的设计。 北京城寻根之旅旅游线路: 天安门——长安街西延线——中华起源文化产业化国家示范区（门头沟新城）——北京母亲河永定河出山口——京西古道——东胡林人遗址——河北涿鹿黄帝城遗址复建纪念广场、蚩尤祠、蚩尤寨、蚩尤泉等、矾山黄帝城遗址——蔚县五六千年间四支起源文化考古遗址（附图11）  图11北京城寻根之旅路线示意图 这条旅游线展示了北京城市的根和魂与中华文明起源的亲密关系，与中华民族直根系形成历史的亲密关系；揭示了北京成为今天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多源一体、统一国家首都的历史渊源。 早在距今五千年前，北京地区——永定河上、中、下游流域就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和文明演进、创造、发展这一气象雄浑的人类历史进程中。 中华探源之旅旅游路线: ○河北蔚县五六千年间，中华起源阶段最早文化人群 考古遗址包括： 中原仰韶文化人群——“华人”的渊源 北方红山文化人群——“龙的传人”的渊源 河北张家口地区——“炎黄子孙”的渊源（涿鹿、怀来、蔚县） ○山西陶寺尧都考古遗址——“中国人”的最早渊源 ○河南登封王城岗禹都考古遗址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考古遗址 ○河南郑州商城商都考古遗址（附图12）  图12 五六千年间中华民族直根系形成路线示意图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这样论述： “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 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北京——世界文明探源之旅 飞往埃及古文明遗址——伊拉克两河流域古人类遗址——希腊爱琴海古文明遗址——印度古文明遗址——北美奥尔梅克和南美玛雅古文明遗址。 依托“京西古道”文化资源实体，开发覆盖全区的“国家步道” 路网和以门城新城为中心区的“国家示范区”就是为门头沟区十二五规划的“全域景区化”文化旅游发展目标量身定做的“龙体骨架”与“龙头”，对全区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合与提升。一幅深涵着大历史大遗址文化底蕴的大旅游大产业集群的蓝图便成熟地展现出来了。为门头沟区实现产业转型、创新、跨越式发展，变文化资源大区为文化产业强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可行的路径。（附图13）  图13 “京西古道”大历史大遗址资源发展大旅游大产业示意图 三、与“国家资源品相”相匹配的“国家步道”应当具有全方位的“中国特色”设计体系 “京西古道”旅游资源是国家级的，但“国家步道”不应是欧美式的，日本式的，而应是地地道道中国式的，凸显浓郁华北地方特色的，并且是现代的。主要谈三点： 1、旅游资源保护与涵养 作为自然景观的旅游资源，“京西古道”所经过的太行山北部地区，历经元、明、清建都所需木材燃料开发，除少数近年新植被外，多数还是荒山秃岭。严重影响了自然生态环境、小气候和景观质量。建议以小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为基础，规划生态资源环境保护与建设规范，并分级、分期实施，这是一项常年性的工作，需要不中断地持续做下去，护林防火等也是终年不可松懈的常规工作。 2、服务管理内容的分层次、分级别 鉴于由“京西古道”所串联起来的旅游内容类别纷繁，持续时间漫长，因此，建议将这些内容分为四大层次。 第一层次：自然山水景观，地质地理学经典构造、地形地貌景观。 第二层次：地方人文历史文化，涵盖古村古道、寺庙、民俗、煤业遗址、红色根据地、古长城等军事设施，以时代分段为：近现代—明清—800年—3000年—5000年—1万年前。 第三层次:一沟一品，一村一色的休闲度假开发区。 第四层次：路网分为主干线、支线、乡村道路共三级，所衔接的重要旅游节点，制定建设要求规范。 3、经营团队的分层级 由于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归属类别多样，因此，应当对应于所有权进行分层次的经营管理责任归属。采用股权制是比较现代的可行的方式。这些层级大体分为四种： ⑴ 国家级 ⑵ 市区级 ⑶ 镇、乡、村级 ⑷ 民间资本经营团队 建议成立“项目管委会”，由区领导、投资方、经营方共同组建，协调各方关系，坚守开发方向，监督开发、管理行为，以保障有利于大历史大遗址的保护和涵养，大旅游大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通史 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11月 《苏秉琦文集》，文物出版社 ，2009年9月 《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北京百科全书门头沟卷》，奥林匹克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2001年12月 贾兰坡 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4月 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3月 李伯谦，《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6期， 2008年3月 尹钧科 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10月 卫奇 吴秀杰，《永定河流域-人类演化摇篮》,“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论坛”论文集，2010年9月 谢飞，《泥河湾》，文物出版社，2006年12月 韩嘉谷，《昌平雪山H66的年代、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天津古史寻绎》，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 安全山，《漫谈永定河古人类》、《简述生生不息的永定河交通文化》，京西科普，2010年第五、六期 王东 王放，《北京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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