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古道与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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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古道与宗教文化
门头沟位于北京西部，地理位置决定了当地文化基本属于山地原生态文化范畴。所幸的是，这种原生态的外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被现代商业文化与城市生活模式替代与同化。但原生态文化面临的困境我们有目共睹。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原生态文化主体自身的求富欲望与较低的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对客观存在的原生态文化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门头沟区被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为生态涵养区之后，主导性产业采煤业逐渐关闭，在门城新城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对待京西原生态的文化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命题。
对于文化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自上而下的关注不是由原生态文化机制本身所能提供解决模式的，而是必须集中外在于此合理有效的政府政策行为以及相关的社会力量才有可能使这个命题中的各种矛盾得到具体而妥贴的和谐消化。
考察京西原生态文化中所含的有利因素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点，其次才是合理的开发，如建立能够良性循环的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等一系列的经济系统模式，使京西原生态文化重新获得应有的在现代信息社会与强势商业文明中的坐标与定位。
京西古道是京西原生态文化中的一个子项，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极具可利用的价值。京西古道的形成与当地人类的居住与流动密切相关。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刀耕火种，在没有道路的地方踏出道路，在没有村落的地方点亮聚居的灯火，在没有文明的地方创造文明。迁徙往来，有的是为战争与和平，有的是为商贸交流，有的是为避世借助于宗教信仰的庇护而隐居。
史料有明文记载的西山修路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刘仁恭在大安山建公馆，置玉河县，修筑玉河大道，以大安山为中心，道路在京西群山中四通八达。《辽史》记载，辽圣宗在统和七年（公元989年）三月下诏开“奇峰路，通易州市”。《金史》记载，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六月“命修治怀来以南道路，以来粜者”。元代《析津志》有关于元代修西山路的记载。《明史》、《明实录》、《宸垣识略》、《天府广记》、《宛署杂记》等书中有关于明代修西山路的记载。清《大清历朝实录》、《顺天府志》、《日下旧闻考》等书中有关于清代修京西大道的记载。
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古道碑刻详细记述了关于西山古道的修筑情况。比如位于天津关二道城子西北沟内古道旁山岩上的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刻的《天津关古道石刻》、位于下苇甸村东南永定河北岸石壁上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立的《下苇甸石刻》、位于色树坟车站东采石场崖壁上西山大道边的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刻的《石佛岭摩崖石刻》、位于沿河城办事处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沿河城守备府碑》、位于双石头村关帝庙墙上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立的《官道碑》；位于木城涧玉皇庙内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立的《玉皇庙桥路功德碑》、位于东板桥村东、清水涧河边东岸岩壁上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的《东板桥村重修桥路摩崖碑》、位于军庄镇东山村清乾隆年间立的《重修盘道碑》、位于木城涧口黑虎桥边岩壁上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的《继续修补道路功德碑》、位于峰口庵清道光十四（公元1834年）年的《峰口庵碑记》和关城西侧的《重修峰口庵东西山路碑》、位于王平口关城遗址处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的《王平口关城重修碑》、位于戒台寺后山极乐洞下方路边山岩上的民国九年《极乐洞修路石刻》、位于石佛村北山坡上民国年间刻的《卢潭古道重修石刻》等。
所有的文献以及碑刻零星点滴的记录历史中京西古道的形成与修筑，也给今人留下了丰厚的可再次利用的古道文化遗产资源。由于宗教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于京西古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上文所引碑刻资料中就有翔实的证明。
在京西古道的两旁，沉淀的宗教文化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深入到实地考察，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如今可观的宗教文化载体大都为明清时遗存，其它零星的可以追溯更远的与之相关的文物已经是凤毛麟角。
就京西的宗教文化来说，佛、道、儒各擅胜场。大名鼎鼎的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百花山、灵山等，驰誉中外，是京西旅游与文化观赏中的明珠。自古及今前来顶香膜拜的善男信女在草木茂盛的京西古道上络绎不绝，香火不断。
如今，再行走在这样的道路上，等于是走在了心灵皈依与体认历史的过程中，加上道路两旁的山林野趣，花草清香，鸟鸣清脆，对于生活繁忙，节奏紧张快速的现代都市人群来说，无疑是另类的享受与身心的调节。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民俗谚语将京西的宗教文化烘托到了如雷贯耳的地步。加上古道两边村落聚居里的民间祭祀，内容涉及范围更加广泛，除血祭荐食的祖先祭祀外，还有求利的财神祭祀，以及关于山神、水利、求学、医药、窑神的祭祀等。除此之外，尚可见外来宗教文明在京西的转播，比如桑裕的天主教堂。大、小祭祀圈在京西古道的周围层次分明，村落文明中的信仰文化图景昭然。
京西古道绵亘百里，京西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庙会与进香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京西极富宗教、民俗气息的古道文化。进香古道在潭柘寺与妙峰山两处的作用不言而喻。上至中世纪的皇帝与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官方修道，民间集资修道，寺院出钱铺路等等，通往信仰的道路就这样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与人们真挚质朴的感情。
京西寺庙众多，有的能形成庙会，有的虽则没有庙会，但宗教色彩同样浓厚庄严。比如潭柘寺就只有进香没有庙会，而相距不远的戒台寺因经常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民俗活动丰富，就形成了耍戒台、赶秋坡等庙会。道场胜地妙峰山，因香火极盛而形成场面壮观的朝顶进香庙会。此外还有九龙山庙会、百花山庙会、北港沟的娘娘庙会、焦家岭九泉山的娘娘庙会等等。
在对京西古道文化进行区域性整体研究过程中，民间宗教文化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其中不但体现了当地民众的乡土意识，展现出村落文化中各阶层对于宗教文化的态度，而且能够大致勾画出民众如何创造自己内心喜爱的神袛的过程；更上一层次，可以映现出各种宗教文化的概念是怎样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比如“忠义、孝顺、为善、惩恶”等等淳厚民风的形成，反过来又可以体认出中世纪帝王的阴险神道设教与维系纲常；还可以发现儒、佛、道等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分歧，最后怎样融合统一，一直深入到民众的内心世界中去，从而不露痕迹的把上层国家统治阶级的文化话语替换成乡土语言，输入到以村落文化为代表的社会集体记忆里，完成中国中世纪王朝的礼仪宗教性的象征性统治体系。
在庙会、进香和民间祭祀等宗教活动中，在民众行为与心理方式上，通过各阶层不同的义务性与自愿性，可以发现京西古道上形成宗教文化活动中心的就近原则与便利原则。
就古道区域性文化而言，民众生活中心的形成除了经济中心的方圆式辐射模型外，其文化信仰中心的形成也是如此。比如潭柘寺与戒台寺，比如妙峰山庙会的进香，基本是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使原本孤立的聚落凝为共神的一个广泛的地域信仰中心，从而加强了周围各级乡土之间民众的联系，进而统合成整个社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互相影响和呼应的关系，道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由于庙宇的修建，帝王的巡幸，煤业的开采，以及每年庙会香客的拜佛揽胜，逐渐形成了通往潭柘寺和戒台寺的卢潭古道与庞潭古道。据《燕京岁时记》载：“潭柘寺，在浑河石景山西栗园庄北，去京八十余里，每至三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香火甚繁。”卢潭古道由卢沟桥起经长辛店、东王佐、沙窝村、大灰厂，进入，穿石佛村至石牌坊到戒台寺，俗称进香御道（因康熙与乾隆到戒台寺进香使所走）；庞潭古道由古城西行，经白庙到庞村，经东辛房、西辛称、栗园庄、何各庄、石厂、至戒台寺，两古道再由戒台寺经现在的108国道可直抵潭柘寺；另庞潭古道又可自苛萝坨经西峰寺向上，经罗睺岭，出六里沟到南辛房，过平原村到潭柘寺。
九龙山庙会香道有四条：正道称西平岭，从东辛房、西辛房、门头口、炉灰坡、宽街、东店、香儿窑桥东赴庙会，主要是门头沟十三会和门头沟一带窑主及乡民进香走会的道路，王平口、十字道等地的香客也走西平岭；中道称中平岭，从西龙门、门头口、城子一带赴会；东北道称东平岭，从龙泉务、琉璃渠南山直上九龙山大道，为三家店、龙泉务、斜河涧、琉璃渠等地的乡民、商贾进香的路线；此外，还有一条西北小道，为王平村、色树坟、西落坡、石古岩、韭园、马各庄等地的香客进香的路线。
百花山香道在门头沟境内主要有三条，即马栏道、清水道、黄塔道。马栏道从斋堂往南，走马栏村上山登妙峰庵岭，从妙庵西折数里上千佛山，过观音山，至大悲崖，达百花山顶；清水路道从清水往南，进田寺沟，过田寺沟及福田寺登十八盘到灵崖，过灵崖到田寺“石堂”，即百花山盛泉岩，再往上为百花山主峰；黄塔道从塔河往南，经梁家铺过塔河，东上黄花坨，往南登百花山。
妙峰山古香道共有六条，为北道、中北道、中南道、南道、岭西道。在奉宽《妙峰山琐记》中有详细记载。妙峰山庙会和进香在顾颉刚等学者的提倡和研究下，成为中国民俗学的起点与中心。
纵观网罗密布的京西古道，其中可资开发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宗教文化中的寺庙及民俗活动更为古道文化提供了鲜活的内容。然而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京西古道与宗教文化的保护，存在一些实际问题。从文物角度来说，宗教文化遗存可以依据相关法规文件进行保护，但是对于古道，却很难找到可依据的硬性法规来进行保护和修缮。这构成当前京西原生态文化保护系统中的一个难题。所幸的是，目前尚未发现对于古道本身的毁灭性破坏，但是古道周边的相关附属物却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得比较厉害。比如古道两边的古村落，有的整村湮灭，沦为空村，眼见着断壁残垣，荒草离离，人去村空，大台地区的东、西板桥村就是如此；有的开发过度，人为搭建了很多新式建筑，不符合文物部门的修缮要求，如爨底下村。至于村落中的庙宇，同样是有的破败不堪，有的修缮不尽合理，成为现代仿品，失去原有的古色古香的历史韵味。因此，对于京西古道的区域性保护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文化载体的破坏也就意味着原生态文化内涵的降低。而文化主体的缺失，又使得原生态文化丧失了源头活水，成为难以为继的空壳文化。前者需要我们按照合理合法的政策法规进行保护修缮，后者需要我们对原住民进行文物与文化两方面的教育与培训。不能让老百姓与相关机构只看重眼前利益进行毁灭性的开发与利用，所谓“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涸泽而渔的做法必须杜绝。





参考资料

《京西古道》、《门头沟文物志》、《门头沟区志》；
《由祭祀圈到信仰圈》，林美容；
《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郑振满；
《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刘铁梁；
《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国家意识和乡土观念》，黄挺
《民间宗教祭祀中的义务性与自愿性——祭祀圈和信仰圈辨析》；张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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